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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信息技术助推中国软件产业

——访德福资本合伙人陈永正

文/本刊记者

陈永正先生毕业于台湾交通大学应用数学系,随后赴美获得俄亥俄州立大学电脑系硕士及数学系硕士,以及芝加哥大学企业管理硕士。

陈永正先生先后担任摩托罗拉全球副总裁,中国区董事长兼总裁,微软全球副总裁兼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NBA中国首席执行官,2010年11月,陈永正先生正式出任德福资本合伙人。

记者:您曾经是中国软件产业界的风云人物,离开这个行业后很多人都关注您的现状,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陈永正:我到中国有18年了,从93年全家搬迁至中国,先后在几个不同性质的外企工作,摩托拉罗,微软,NBA中国。其中摩托罗拉最久,做了10年。摩托罗拉是一家很有信誉的公司,我从当初100多人做到1万多人,从一个中层的经理做到摩托罗拉的总裁,因此摩托罗拉对我来说是培训,学习最大的。他培养了我,让我有机会参与中国的经济腾飞。摩托罗拉是早期的外企做的相对完整,成功的,他有一个很好的中国战略,本土化战略人才培养。

而后在微软又完全不同了,微软是一个软件企业,跨度更广,它有七大不同的产品,从IT、公司到个人桌面、Window office、再到游戏机,MSN网站。我在微软做了四年,见证了中国软件的发展。

随后,我去了NBA中国,NBA在中国有3亿到4亿的消费层,在百度搜索NBA,它总是出现在前十名,因此我们看到大家对NBA的关注,那几年,NBA在中国每年要举行500多场活动,同时我们在中国开发了三个世界一流的综合性体育场馆,北京的五棵松,上海世博会演艺中心,广州国际体育文化中心,在NBA的几年对我来说很有意思,也学到很多东西。

后来有机会来到现在的单位也就是德福资本做私募基金,我看到一个现象,全世界:对于美国,欧洲来讲,很多大企业或者新型企业的发展主要是靠私募基金,而中国则反之,更多的依靠于银行,很少一部分是依靠私募基金。然而私募基金是未来发展方向,这个行业在中国还刚开始,因此我感觉这在中国有很好的发展空间。未来,中国银行对企业的投入会相对减少,企业要发展就需要更多依靠基金,同时我还有更多可以学习的原因在于这个基金有4亿3千万美元,开始主要侧重于医疗方面,因为他的创始人是从诺华出来的,当然如果其他领域有优秀的企业,我们也会考虑。这个基金成立还不到一年,他让我有机会可以学习和贡献。

记者:您认为目前世界和中国的软件产业与您当年在业内时最大的不同和变化在哪里?

陈永正:中国软件行业在过去7年有很大的变化,严格来说,尤其在过去的三年。软件人参与主要有几个大块,从大的形势上来讲,软件的根本是操作系统,OS。操作系统较多元化,原来主要是以windows为主,linux同时也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但是成长不够迅速,可能更多是应用在嵌入式上。最近android出来,android不一样,Google android不但是在手机,嵌入式上开始应用,甚至已经开始应用在PC或平板电脑上。传统上windows 独大的局面,现在真正开始受到威胁。

对中国来讲第二个很大的变化:三网融合。随着带宽越来越大,三网融合会产生几个大的巨变,一是用户的使用方式发生改变,如电视可以上网;二是平板电脑起来,电子阅读器,机顶盒,机顶盒链接电脑,电视等。

另外则是苹果,苹果是把很多东西都应用到一个终端。简单的终端配合互联网使用,基本已经成型。以后物联网起来,不仅仅是终端,更多的是传感器。这里面有很多物理概念,但是更多的则是软件控制。软件产业的整个形势在突破性的发展,跟去年相比,变化非常大。

另外行业还有一个最大的变化,行业的整合越来越厉害,大者很大,如IBM,思科,SAP收购Sybase,Oracle在不断的收购,这对中国来讲有很大的影响。中国传统上的问题是对软件的投入不多,中国最先开发OS,但是无法和微软的规模相比,现在世界上软件的大公司都是这种趋势,包括印度。我们怎样成长,怎样和大公司竞争,这是中国软件企业遇到的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记者:中国软件产业近年来开始出现加速发展的态势,以资深业内人士的角度看,您认为中国软件产业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有哪些方面的工作还需要加强?

陈永正:上述说到的几个领域,比如操作系统,OS,中国软件企业很难切入,除非要像有世界级软件企业那么大的规模。我们今天拿电信来讲,中国处在全世界前5名的如华为,中兴。他们有比较好的经验可以借鉴,中国市场大,借助中国的市场可以成长,同时成本也较低。中国软件企业在这方面有很好的优势,咱们拥有很大的市场。但是有一点不一样,电信的产品非常标准化的,国际标准。而软件更多的是靠客户以及客户的需求决定的,未来中国也有可能出现像华为,中兴这样的软件大公司,但是不一定能走向世界。

在应用方面,我刚刚也提到,国外的企业大者很大,比如像IBM,有几十万人的规模,中国比较大的软件公司是用友,东软。他们在规模上,在咨询顾问的经验上如何和国外的大型公司竞争,应用的深度,开发能力以及对行业的了解,还有一段距离。当然我也看到这几年用友,东软的成长。

应用主要是和企业的信息化相关,大的企业还可以,基本上是和国外的公司合作,所以对国内的企业来讲,要切入进去很难。因为我自己也是做这个行业,所以很了解。微软曾经有一段时间一度想打入银行,于是和印度的软件企业合作,打入了浦发银行,而在台湾则切入了两个银行,日盛和永丰,想要再继续很难,因此在应用方面我没有特别好的建议。因为企业毕竟是企业,中小企业可能会不同,他不可能用国外的系统,一是价格昂贵,二是系统太复杂,所以国内的软件企业可以从中小企业入手,开辟另外一个市场。比如金蝶在中小企业市场上就有很好的收获。

另外一个制约应用的因素则是服务器,这一块核心我们没有,国内做服务器的主要是浪潮,这是兵家必争之地,但很遗憾的是中国没有切入进去,这也是我们战略上的失误。

而在软硬件结合方面,中国则有很大的优势,比如手机,全世界手机基本上在中国生产,手机中软件的应用,这也是为什么山寨手机有如此强的生命力。设计,嵌入式这块对中国软件产业来说绝对是一大亮点,一个机会。

但在云端这个领域,我们则严重滞后,我刚离开加入NBA的时候,参加内部的一个讨论,提到中国在云端的投入还不到1%,而微软,谷歌在这块的投入则是非常强大,我们如何在互联网的基础上开发云端运算,这需要行业以及政府的大力投入。当然政府在这一块有一定的投入,但是不够集中,这对整个行业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同时我也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机会,如果我们用物联网和云端结合起来,中国可能在这个领域还要超前。关键在于中国政府怎样看待,怎样投入。

记者:由于通讯技术和基础设施的不断成熟,软件服务外包成为全球软件产业发展中新的热点,并对产业格局的变化产生了影响,您如何看待软件外包的未来发展?您对软件外包在中国的未来发展有怎样的判断?

陈永正:我认为,软件外包在中国的潜力非常大。记得我刚开始去微软的时候,微软和中国政府关系曾一度紧张。微软那时的投资主要是中软。中软最开始做软件外包就100多人,一开始还做不了,于是我们派自己的软件工程师去中软做项目经理,然后去美国拿项目,由中软的开发人员把项目做起来,然后再从里面分离出项目经理。然而现在看,中软做软件外包的规模已达上万人。同时这几年在纳斯达克上司的软件外包企业也不少,且规模不小,最小的也在3000人左右,多多少少微软在那时都是他们的合作伙伴。因为微软有一定的硬性指标,每年要放多少,记得那时我们跟中国政府说5年要做3000万,结果3年做了3000万。去年我问微软,仅去年一年微软就给出了7000万的单子,相较早期的数字,现在真的是多出很多。所以我觉得中国的软件外包可以了。一是规模上去了,几千人,上万人;二是经验累积下来了,有些公司比如我刚刚说的嵌入式,甚至比印度做得还好

在做应用方面,可能我们在外语沟通方面还不如印度,他们做应用都是高级的整合,比如银行,我们的软件外包还有一定的追赶过程,但是我持正面的观点,因为我们在人才方面的优势凸显,我们每年毕业的IT人员在40万左右,而印度则是15万。因此在这一方面来说,我们占有很大的优势。

自18号文件发布以来,中国的软件外包企业成长很快,其实真正国家做软件外包基地也就是三四年的时间。很多上市的软件企业都拿到了外包的一些政策,如海辉在无锡就享受到了很好的政策,严格来讲。中国的软件外包要做大做强,还需要量的积累,但是,中国软件外包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定会出现新的景象。

目前,很多软件外包企业抱怨企业利润太低,那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做比较低端的项目,因此这也涉及到另外一个因素,即技术的积累,工作的强度。当然印度在这一块是比较高端的,但是假以时日,一旦我们技术积累起来,开始做高端项目的时候,我们的利润就会增加,估计5到10年,我们就会看到这一变化。如果要赶超印度,可能要在云端以及物联网上加大投资,这可能会很好的促进以及带动中国的软件外包。

记者:为应对经济危机中国积极扩大内需,庞大的国内市场给中国软件企业带来发展的机会,同时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软件企业通过外包和产品出口也开始进入国际市场,但同时又面临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您认为中国软件企业应该如何面对国内和国际市场?

陈永正:现在,很多朋友提到在接海外单子的时候,遇到两个很普遍的问题,一个是人民币升值,二是劳动法,劳动法出来后,对企业的影响非常大,成本至少增加30%。另外还有一点对企业不利的因素,软件企业的人员流失非常大,听说有一年印度的企业刚开年人员就流失了30%,中国的企业则大致是15%—20%,这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导致我们承接海外的单越来越困难,这可以说是成本压力。当然这种成本压力国外也有,国外压力原来比我们还多,因为国外经济不景气,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国外企业面临的压力更大。至少我们还有一些国内单可以做。比如中兴,华为就有很多外包的项目可以做,同时,中国现在有很多生化外包。如果在国内承接的项目多的话,在一定能够程度上也弥补了压力大,利润薄的遗憾。

尽管现在企业都面临着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但是我认为海外市场还是不能放弃,一旦放弃,我们就失去了做高端的机会,我们应该专注某个领域,再从这个领域向其他领域发展,否则迟早会被淘汰。

记者:现今,物联网,云计算在国内大肆兴起,您是如何看待二者,同时您认为物联网,云计算的发展将带给软件产业怎样的机会?

陈永正:初识云计算,感觉是雾里看花,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简单的说,云计算就是你有多少应用搬到互联网上,有多少应用是留在你的终端,就是这么一件事情。苹果的Itunes就是一个简单的云计算。有的人因为自己的终端放不下自己的照片,或者是担心照片丢失,而选择把照片放在互联网上,这也是简单的云计算。另外复杂一些的如电子银行,同样是云计算。所以简单说云计算就是你把应用推到互联网上。当然不仅仅是这么简单,复杂的是要把东西留在网上,就会涉及到它的备份,带宽,存储,怎样分散存储,应用的时候如何调动,如何处理数据,如何处理运用,这对软件产业来讲都是很大的商机。整合软件的写法,应用以及存储放都要相应的做巨大改变,不仅仅是老百姓的使用方式发生改变,甚至操作云计算的公司,完成所有系统的进度也在改变。

在我看来,云计算带来的改变不单单表现在硬件。互联网现在速度很快。中国现在在铺光纤到家,听说今年要铺1000万个用户,10年后,大家可能都光纤到户了。所以带宽不是问题,而是演变为网上速度的问题。网上的存储肯定不够,这也是云计算带来的一个机会。

今天的三网融合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也是这个道理,比如电视的内容,电信的服务,在网上做,打IP电话,家里面就只有一个很简单的终端,但是同样可以做很多事。对企业发展来讲,就是各种的终端经过一个管道(互联网)到云端的应用,三网融合的终端,手机,电视跟云端发生的关系,在我看来,物联网只是其中一种终端的应用而已。

但是这种应用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因为从某个角度来说,如果我所有的东西里面都带有传感的话,比如我的衣服,那么我便能知道哪件衣服可以放在洗衣机里洗,哪些不能。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什么时候能做到呢?还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这需要看RFID,芯片,这些东西的成本以及他们应用的程度,因为现在很多物联网的东西都是依靠RFID,但RFID只是给你一些新消息而已,现在已经开始考虑是不是能在原来基础上加一点处理的功能,做一些比较智慧的东西或者更多新的功能,所以这里面又产生很多新的应用方法,总的来说,现在的物联网还是比较初级的物联网,以后智慧的物联网肯定会产生更多有意思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