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加入

搜索结果

当前位置:首页 > 搜索结果

私有化 终点还是起点

文/本刊记者

受访对象(按采访时间先后排序)

北京市服务外包企业协会理事长曲玲年

微软亚太研发集团战略合作部总监周斌

北京宇信易诚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欧阳忠诚

记者:首先请各自介绍一下所在的单位以及上半年单位的经营情况。

周斌:我于2007年加入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从事传统项目的研发管理,前期主要负责微软windows核心系统开发,现后在嵌入式产品部门,微软中国创新组工作。2012年我进入软件外包团队,从而角色发生了转换。

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作为微软部署在中国及亚太地区的重要研发机构,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专注于创新,研发领域包括互联网技术、移动通讯和嵌入式系统、服务器与云计算、数字娱乐和新兴市场等5大方向,为应用信息技术帮助企业和个人发挥最大潜力而不懈努力。微软亚太研发集团的创新成果已融入并覆盖微软所有重要的产品,如Windows、Office、Windows Server系列产品、“必应”搜索引擎、Xbox及PC硬件系列产品、Windows Phone和Windows CE、Windows Azure等。微软亚太研发集团目前已经拥有超过3000名科学家与研究员,机构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东京,首尔和台北等地。集团不仅是微软公司除美国之外最大的从事基础研究、技术孵化、产品研发及产业合作的研发基地,也成为跨国公司在华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研发创新机构。

欧阳忠诚:北京宇信易诚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金融IT行业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企业之一。集团总部位于北京,员工人数超过3700名,已在十余个城市设立了分子公司和代表处,为客户构建了全国性的服务网络。

秉持“专注金融 用心至诚”的企业理念,宇信易诚的业务遍及全国各地,业务类型涵盖咨询服务、软件产品及实施服务、应用软件开发、运营外包服务、系统集成及增值服务等多个领域,始终保持在网络银行、信贷管理、商业智能、呼叫中心、风险管理领域的绝对领先地位(最新IDC报告)。同时,在客户关系管理、移动金融、前置前端以及系统增值服务等领域也拥有业界领先的产品并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十余年服务于中国金融客户的经验,使宇信易诚积累了丰厚的专业知识和技术人才资源,并与IBM、HP、ORACLE、Apple、华为等多家国际著名公司结为战略合作伙伴。

如今,宇信易诚已经为中国人民银行、三大政策性银行、五大国有商业银行、13家股份制银行、十余家外资银行、以及100多家区域性商业银行提供了安全、灵活、高效,符合行业发展特点的软件产品及行业解决方案。

公司自2010年起在一直稳居银行业IT解决方案服务商第一名(IDC报告),成为行业的领导者。凭借优异的业绩和在金融行业的深厚积淀及对行业的深刻理解,宇信易诚连续获得“中国软件和信息服务十大领军企业”、“金软件-银行业软件典范企业”、“成就十年•中国软件和信息服务领军企业”、“中国经济•最佳推动力企业”等众多奖项。

近两年来,公司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2013年上半年与去年同期相比,合同额差不多增长了20%—30%,个别部门的增长甚至达到了200%。

记者:几年前中国软件企业赴海外上市成潮,然从2012年开始,先后有多家软件企业主动从纳斯达克市场退市,而今年同样有几家大型的服务外包企业提出私有化。至此,中国涉及软件外包业务的企业都已宣布或完成从美股市场退市,您认为导致形成这种大反差局面的原因是哪些? 

曲玲年:从2007年开始,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相继亮相美国纽交所和纳斯达克股票市场,纷纷得到1亿美元左右的融资额,在经历一段高速发展和扩展期后,企业逐渐迎来增长瓶颈。特别是2011年8月东南融通因涉嫌财务问题退市后,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服务外包企业一方面深受负面影响,股价一路走跌,企业再融资功能基本丧失;另一方面,受业务规模发展受限、利润下降、人民币升值等因素的影响,这些企业在公开市场的市值也随之下降。因此,部分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开始主动寻求退市,2012年底开始,宇信易诚、柯莱特、文思海辉、软通动力相继启动了私有化步伐,形成了相对集中的私有化退市浪潮。

相对而言,在美国上市的主要印度服务外包企业却保持了较好的发展态势,基本保持着令市场投资人满意的20%以上的规模成长性和10-30%的税后利润率,展示了强大的盈利能力。印度IT-BPM行业成为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的热门目标,2012年,该产业占印度 393 起风险投资/私募股权交易总量的近 40%。

在美国到岸市场,中国与印度服务外包企业相比,在交付能力和盈利能力等多个方面,仍有着巨大的差距。就中印两国第一梯队服务企业作对比,在产业规模、企业成长性及净利润率等指标方面,多年来差距基本未发生变化:

2008年,印度比中国的离岸服务外包规模多419.1亿美元, 2012年,两国差距值为421.6亿美元。

十年前,中国服务外包企业规模在三五百人的时候,印度企业规模为6000~10000人。目前中国最大的服务外包企业突破万人的时候,印度第一梯队服务外包企业规模约为15万~20万人。 

2011到2012年,印度在美国上市的服务外包企业(Infosys、Wipro)年度收入规模均大于70亿美元,净利润率在10%-30%之间,人均年销售收入在4万-6万美元之间。

2011到2012年,中国在美国上市的服务外包企业(宇信易诚、柯莱特、软通动力、文思海辉)年度收入规模均小于4亿美元,利润率在10%以下,人均年销售收入大约在1万—3 万美元之间。

推动印度及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在美国上市的VC/PE大多以海外的金融投资机构为主,2000年前后,印度Infosys、Wipro等企业相继在美国上市后,得到了迅速发展,为投资机构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回报。于是,2007年左右,这类投资机构试图把该模式复制到中国企业,投资并推动了一批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到美国成功上市。但是,由于中印服务外包在产业环境及发展路径等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复制印度模式”实际上并不完全适合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发展,而该影响因素在上市评估阶段没有被投资机构及企业有效重视和充分解读,因此,这些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在获取短暂的高额收益后,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的问题逐步显现,与印度同类公司渐行渐远。

周斌:不管是上市还是退市对于企业而言,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历史性的阶段。我想上市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因为上市足以表现出一个企业的资金规模、企业规模。至于企业退市,我觉得可以从多方考量。比如国际环境,美国经济环境以及整体股票市场的环境。美国经济虽然有复苏的迹象,但是过去几年整体表现疲软,在这种情况下公司的市值在股票市场是否能够得到真实的反映,一旦公司的价值被低估,是否能够达到预期,如果不能,那么公司的管理层也许就会选择退市或者是谋求战略转型。但是对于短期的股票持有者来说他们要看的只是短期的收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特别不适合大体量的公司业务转型和战略转型,因为股票市场实际上就是一种短期的利益行为。

欧阳忠诚:提及退市,就不得不说当年企业上市的原因。企业发展过程中,仅仅依靠自身发展相对缓慢,即便是企业每年以40%的速率增长,但资本的积累却远远不够,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需要借助资本的力量来发展。获取资本只有通过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来实现,但是我们知道在国内企业要贷款和上市并不是一件易事,所以企业只能选择海外上市。一旦上市成功,那么企业获取的资金是相当可观的,因此企业的发展自然也就得到了提升。诚如当年的宇信,我们在上市的当年,公司业绩倍增式增长,我们利用融资收购了规模较大的几家企业,这对我们公司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而现在的退市,我觉得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信用,造假等等.由此导致中国股票在美国市场不被欢迎,这种情况下对于企业而言,回购股票或许更加适合.当企业的股价低于企业净资产的时候融资显然是不合适的,企业最初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增发融资这种方式来解决资金渠道问题 ,然而当企业面临跌破净资产的现状时,退市或私有化无疑是更好的选择.

记者:有观点认为,中国的软件服务外包企业选择私有化是企业的转型和市场需求所致,您是否认同这种观点?私有化会成为企业发展的终点吗? 

曲玲年:随着东南融通等中概股企业被“浑水”“香橼”等机构做空,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在美国资本市场普遍遭遇商业信用危机,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再融资功能被大幅削弱,造成企业后续发展的资金动力不足,而中国服务外包企业适时的选择退市,某种程度上讲,也不失为是一种回归由企业主导的下一轮转型升级发展的调整战略。

中国服务外包发展起源是“由内及外”,是借助在华跨国企业的服务转移开启的,最初主要在中国本土提供服务。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的离岸业务存在坐等买家和订单上门的现象,离岸市场拓展能力先天不足。

中国与印度的发展路径恰好相反,中国离岸服务外包的历史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当时日本和美国的 MNC(跨国公司)在中国创立了他们的全球研发/技术中心,主要目的为获取成本套利。这些跨国公司将部分非核心业务外包转移给中国服务外包提供商,大多数离岸活动都是一些非核心业务,仅需一些低端技术,中国服务外包企业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得大型人才库,以提供基本的支持服务。随着成本套利服务模式的日益普及,许多国际性企业开始广泛采用离岸活动,将维护、支持、测试、研发等较低功能的业务转移到中国,这一时期的重点是服务的低成本和高效交付,员工扩充是主要业务模式,这包括基于时间和材料的定价。

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之初,中国服务外包企业依靠大型跨国服务企业的桥梁作用,间接进入离岸市场,确实迈出了快速成长的第一步。同时,由于过于依赖大型跨国服务企业的桥梁作用,也让中国服务企业患上了面对离岸市场的软骨病。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的主要业务份额,一直以来都十分依赖于跨国服务企业的开发、测试业务转移,许多企业仅仅成为大型跨国服务企业的附属“加工车间”和成本中心,在美国目标市场的到岸服务能力比较薄弱。

周斌: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私有化是几方博弈的结果。公司的核心股权分配是否有外部资金的介入?私有化之后的交易行为是否还会受到PE的影响?企业在私有化之后是否要进行重组谋求再上市等。

近年来,通过我们的外包合作伙伴来看,我认为他们必须要转型。中国的公司与国外的公司相比,不管是在业务内容还是收入来看,都存在很大的差距。中国的外包企业很长一段时间都将外包当做公司稳定的现金流,业务模式单一,难有较大的建树,虽然现在他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而寻求转型,但由于公司一直做低端的外包缺乏核心竞争力,因而转型对于他们来说相当的困难。目前,国内的外包企业依然还是靠拼成本,因此对他们来说转型很有必要,但是转型对于企业来说又是一场挣扎的,痛苦的过程。企业与企业之间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当他们到了难以继续的时候可能会选择合在一起抱团取暖,企业希望通过合并保持市场的领先地位,从而也就导致了市场的洗牌,其实这是一个正常的过程。

欧阳忠诚: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企业的转型与私有化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因为它们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说得更贴切一点,私有化涉及的是股权,而业务转型则是职业经理人管理层面的问题.企业是否私有化都面临着市场竞争的格局,所以企业需要做的是必须适应市场.企业的发展要紧跟行业发展趋势,紧密贴合客户需求.对于企业而言,转型是必然的.

企业是否私有化,其实对公司的经营方针并不会发生大的影响.但是对公司的发展应该会起到部分作用.前面我也说到,企业一旦上市,它会获取到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企业可以利用这笔资金来巩固自己的产品和技术,加强现有的业务.这种改变是渐进式的,而非革命式.

我们公司和外包厂商有着明显的区别,外包厂商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运营管理,成本控制等方面,因此对于外包企业而言,私有化与企业的转型应该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因为它可能会通过这种方式加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而对于宇信这样的公司而言,竞争力非常明确,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继续强化我们产品的投入,整合我们公司的内部资源,适应未来的发展趋势,以确保公司更好的发展.

在我看来.私有化不是终点,企业还会在其他方向谋求发展,不管是引入投资人还是上市,依然还会有后续的操作和发展,上市和退市都是为了解决融资渠道问题,都是为了加速公司发展,我相信所有的企业在做选择的时候都是为了这样的一个目的.

记者:国内软件外包企业在私有化浪潮的推波助澜下,不免对产业的格局和洗牌产生影响,您认为私有化浪潮将为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带来哪些改变?对于企业而言,私有化是否能够更好的帮助其发展?

曲玲年: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制造业高速发展。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法规、金融服务、财税管理、贸易物流等诸多方面,都随制造业的发展形成一个完备的支持体系。但这一体系与正在迅速成长的服务产业对环境需求尚有较大的差距。

服务外包业是“人脑”加“电脑”的轻资产产业,投资规模远小于制造业。在这一产业中,企业的全部资产是人力资源或言是“人力资本”,企业一旦失去有经验的人,即刻会失去价值。制造业发展中,从招商项目落地、产品研发到市场推广、乃至员工的薪酬和社保等各个环节中,都主要以投资规模、固定资产为核心考量内容,而面对服务外包业这套体系已不再适用。

以社保为例,中国的社保公积金取费标准,在设计运行之初主要参照的是中国制造业用工的工薪水平,服务外包产业的迅猛发展大大提升了行业的平均薪金水平,以至于我国的社保公积金标准面对税后实得工资超过5000元的人群时,企业和个人的社保公积金负担就显得过于沉重。企业与个人社保公积金缴纳比例合计为税前工资的66.3%,这近乎等于税后实得工资额(同时考虑个人所得税因素),故此制约了我国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的成本竞争优势。

未来,服务业能力的竞争将远高于制造业水平的竞争。所以这一产业,应有国家层面的研究和战略,而不应是不同的部门,根据自己的职能去定义、划分产业的边界和发展方向。我们必须先形成国家层面的知识服务业扶持政策战略,而后才是部门间的通力合作,合理利用国内市场需求,扶植规模企业形成面对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和企业品牌,最终使我们的企业积累出与全球一线服务企业一较高下的能力。

从最初被定位为“服务成本中心”后,多年来,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的战略定位仍在以为客户“降低成本”为主,没有及时与日益重视成本以外利益的客户期望值保持同步发展(客户期望能够告诉他们什么是最好的、提出修改建议、改进和更换现有工作流程),中国服务外包企业要提升在目的市场的到岸团队规模和交付能力,还要经历若干年的奋斗。

由于经济形式、需求状况及客户对离岸外包接受程度不断发生变化,服务外包业务认知和执行的方式也逐年发生了适时的转变。买方已将全球外包作为业务流程标准化和提高流程效率的一种方式,希望服务供应商不断提高其流程效率和提升服务水平,并试图利用全球外包推动端对端流程的基础再建工程,并从其全球外包的合作伙伴处寻求更高产业水平和职能专家。

而我国服务外包企业始终难以走出人脑“格式化”的外包圈子,接受“低单价、按交付团队服务人数计价”的业务方式始终没有得到有效改善,技术和业务模式的高端化转型与创新起步较晚,全球化到岸交付中心的战略部署步伐也显得十分迟缓,因此,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的年度人均销售收入一直徘徊在2万美元左右。

近几年中国高企的房价(住宅和写字楼)、不断上行的通货膨胀、高昂的信贷利率、个人所得税、高达44.1%(仅企业缴纳部分)的社会保险与公积金统筹、不断上升的汇率等因素,在压缩企业实际收入的同时,不断抬升企业的人工成本、办公物业租赁成本和财务成本,让服务外包企业的实际利润锐减。

2010年以来,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的人员规模成长迅速,而年度人均销售收入,却仅仅成长了大约20-30%。同期工资成长、员工社保、人民币升值、物业租金、办公费用等成本增长因素,让企业人均成本支出几乎翻了一番。因此,企业服务外包业务虽然保持收入增长,但利润下降的情况却普遍存在。一方面,中国服务外包提供商面临着诸如企业人力成本偏高、高端人才匮乏、融资渠道单一、研发投入不足、外汇管制制约等诸多挑战,另一方面,基于其他各种硬性商务成本的上涨,如商务办公场所的租赁、人员社保压力、自有设备的引进、等影响因素,经营成本不断上升,扣除以上诸多成本因素影响后,中国企业的净利润有着30%~40%的缩水。尽管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在竭尽全力控制费用预算,而且国家商务部等有关部委适时出台的政策也为企业分担了部分员工培训成本,而企业的净利润率仍迅速下滑到5-10%。

周斌:现在还不好说,我觉得是否能够带来改变还取决于公司管理层对整个市场的分析。目前来说基本上我们所有的外包合作合作他们都很清楚,单纯的靠价钱和成本已经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而从我们需求方来看,我们也不希望他们为了获取订单而恶性竞争。有时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外包项目需要更多高级人才,但合作伙伴却无法提供,其实这就是一个供需的差距,所以企业在战略调整时如何调整,如何招到合适的能与微软配对且建立良好合作关系团队是他们现阶段需要考虑的。

对于企业而言,私有化之后企业不再受到资本市场的管控,管理层的决断权也得以增加和放大,同时公司的战略决策和保密性都会加强,这对于需要转型的企业来说是件好事。企业在私有化过程中,股权的重新分配是最关键的问题,在这其间,谁会成为最大的股东,是公司的管理层还是新的PE,权益和比例分配会对公司的策略发展造成极大的影响。

欧阳忠诚:严格说来私有化本身对企业的发展没有太大影响,关键的变化在于企业私有化之后的一系列动作。在私有化过程中,会形成新的利益格局,利益将被重新分配。企业在私有化后可以重新调整内部股权,重新建立一支团队,这对于企业内部向心力以及核心团队的建设来说是有激励作用的。但是就业务而言,没有实质的帮助。可以这样说私有化对于企业当期的发展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由于企业新的利益格局的形成,私有化对于企业的长期发展应该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记者:目前中国软件服务外包增长放缓,并且从高峰下滑增速持续减缓的势头似乎还将持续。“海外军团”三年内先后折戟,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服务外包业已遭受重创,辉煌不再?

曲玲年:中国离岸服务外包业务的来源地比印度相对更多元化,2012年,排在业务来源国前三位的是美国、欧盟和日本。市场份额分别是26.6%、16.2%、14.4%。再加上中国本土市场的业务,中国服务外包企业要面临欧美、日本和中国三种完全不同的商业文化。

2012年中国在亚太市场上离岸外包金额达到78亿美元,超过印度近20亿美元,其中中国对日外包达到48.3亿美元。与印度相比,中国在亚太市场占优,特别是对日离岸外包市场优势明显。与其它国家相比,中文汉字(也叫“方块字”)与日语非常近似,它与日语汉字是世界上唯一可以进行“笔谈”的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文字,成为中国对日外包的天然优势;同时中国邻近日本,文化背景很相近;另外,中国有超过200万的日语人才库。语言与文化的近缘关系以及大量的日语人才,使得中国在“日语沟通能力”、“与日本企业的业务经验”等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对日外包优势明显。

综上所述,中国服务外包企业面临着许多严峻的发展问题:一是在离岸目的国的到岸市场积累的有效市场资源不足;二是近年来企业的服务交付能力,没有获得明显的提升,企业的规模偏小,人均单价偏低,成长性受到制约;三是高所得税及高社保缴费比例,进一步加重了服务企业的成本负担;四是中高级人才的成长和蓄积速度很难满足产业发展所需;五是人民币汇率的不断上升、通货膨胀、人力成本高企等问题使业利润率持续下滑。

因此,今天多数中国服务外包企业,除有效地为社会承担了扩大高校毕业生就业责任外,已无力集中资源投入研发,以保障核心技术及行业解决方案能力的积蓄;也缺乏足够的资金储备进行大规模海外并购,或建立多个全球化交付中心。这些因素又会进一步造成企业的盈利能力下降,市场竞争力不足,企业难以保持健康可持续发展态势,中国服务外包进入十年高速发展后的第一个调整期。

周斌:我倒不这样认为,2005年后,大量外企涌入中国,市场发展蓬勃,整个市场处于高速发展的状态。对于微软而言,我们的发包量每年都在增加,2006年我们是3000万美金,到2012年我们已经超越了2.4亿美金,我们的发包量没有降低,但由于企业规模的成长,从而导致竞争加剧。

软件行业现在其实非常蓬勃,很多企业都在谈转型,我们也如此。转型过程中软件企业都在为了谋取合适的人才而犯愁。中国的软件产业面临着这样一个现状,每年大量的毕业生投入到市场,但是很大一部分并不能快速转变成项目上可用的人才,企业的现场开发和学校所接受到的理论有着很大差距,而这种差距单纯地依靠公司培养并不能快速地满足企业需求,所以这个时候人才的培训如果能适当的转型,我想这对企业的发杂有很大的帮助。而同样对于企业而言,转型如果成功,业务模式清晰,公司的未来式可以预见,那么这对企业招聘来说非常有帮助,从而也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记者:您认为中国的软件服务外包企业出路在何方?贵公司对于未来的发展有何规划?

曲玲年:过去十年,在商务部等国家部委的有力推动下,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已驶入发展的快车道。下一个十年,政府相关政策的持续推动,在帮助中国服务外包企业走出发展瓶颈,提升国际服务外包市场核心竞争力等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

为此我希望政府能在以下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让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在规模快速成长的同时,能迅速积蓄高端人力资源、离岸目的国市场渠道、加大核心服务技术研发投入并逐步形成离岸行业市场的咨询和解决方案能力,整体提升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离岸市场的到岸竞争实力。

(一)加强离岸前端市场的政策支持力度

1、鼓励企业的海外资源并购

海外并购是服务外包企业迅速整合客户渠道、高端人才和技术等行业资源,提升全球化服务能力的有效战略措施,经济发展趋缓的国际形势为中国服务外包企业提供了以更低价格进行海外并购的良好机遇。建议让服务外包企业的海外资源并购,享受与矿产、石油等资源类海外收购相同的国家政策和政策性银行(如国家进出口银行)低息优惠贷款。利用现有的出口贴息政策,给予进一步的贴息支持,让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在海外的核心资源并购成本最小化。

2、给予服务外包企业自有外汇的支配权

随着规模较大服务外包企业在离岸服务目的地国家市场触角的延伸,许多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已经迈入跨国集团行列,在美国、日本、西欧等国家均建有相关分支机构与交付中心,全球企业间进行外汇资金调拨管理时,有相当一部分不属于服务贸易合同资金划转,而是需要满足海外分支机构正常的运营管理支出。但现行外汇管理政策规定:“不同企业之间不得在无真实贸易和投资背景的前提下相互划转外汇资金”,在当前发展环境中,使服务外包企业外汇资金集中管理困难度增加。

另外,在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发生海外并购行为时,我国对于外汇款项支付的审批周期流程涉及部门比较多,审批工作日也比较长(最短45天),远远大于国际上通行的惯例要求(一般要求7天之内支付首款),许多企业坐失许多并购良机,如此就迫使企业不敢将海外的外汇收入汇回国内。这不但减少了离岸收入规模,也给企业带来内、外财务管理的账面差异,给海外证券市场做空中国上市企业留下了口实。

建立针对这部分服务外包企业建立资质认证机制。经认证的企业,可以在外汇管理局指定的银行(如中国银行)设立专用外汇账户。每年在预算内(可在前一年的年末,由企业提交,经商务部门和外汇管理局批准来年的外汇收、支预算)自由支配其自有外汇收入,并简化企业外汇资金划拨执行手续。

(二)将服务外包企业的技术研发纳入国家科技项目扶持计划

离岸服务外包的核心竞争力,是基于行业服务的核心技术和整体解决方案能力,这也是我们与印度企业相比最大的弱项。未来,中国服务外包企业,能否实现规模与交付能力(掌握的行业技术和较高的服务价格)的同步高速成长,将取决于是否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到核心技术的研发上。

建议将服务外包企业的技术研发项目,纳入国家科技项目扶持计划扶持范畴,如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创新能力建设专项、国家信息安全专项、高技术服务业研发及产业化专项、电子发展基金、下一代互联网技术研发、产业化和规模商用专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等。通过国家各部委与企业五到十年的共同努力,培育出一批收入超过50亿美元、人员规模超10万人、人均收入超过5万美元的领军服务企业,形成与IBM、HP、埃森哲、富士通、NEC等跨国服务企业在全球服务外包市场的竞争力。

(三)推动人才高端化,合理压缩人力资源成本

人力资源是服务外包产业的核心资源,也是离岸服务外包的主要瓶颈。有效的人力资源供给能力,是产业高速发展引擎。随着企业高端化战略的推进,对高端化人才的需求将更为强烈。

建议制定产业的人力资源战略,科学界定中高端人才标准,引进海外优秀服务外包人力资源训练机构,对中高端人才培训加大补助力度。与国内教育机构、社会训练机构及服务企业一起,打通离岸服务的人力资源供给瓶颈。

我国的社保体制是统一缴费标准,即企业应为员工缴纳社保公积金为税前工资的44.1%,员工个人应缴纳社保公积金为税前工资的22.2%,合计为66.3%。由于服务外包企业员工平均工资远高于制造企业,故此服务外包企业的人均社保缴费负担,会2~3倍高于制造业企业员工。与印度企业15%~20%的社保缴费比例相比,同一级别的工程技术人员,在工资相同的情况下,我们企业的人力成本平均会高于印度15%~20%,这直接制约了我国服务外包企业的价格竞争力。

建议对离岸服务外包企业的社保缴费比例给予相应的折让,在保证人均缴费金额高于制造业平均水平的基础上,降低社保缴费比例或采用先缴后退的方式,合理负担社会保障金。

(四)建立统一的国家离岸服务外包市场拓展平台

如前所述,中国与印度发展服务外包的重要差别是:印度进入目的国市场在先,而后将离岸业务转移回本土,形成到岸营销、交付,带动印度本土服务团队的“前店后厂”模式。

中国是依靠大型跨国服务企业作为桥梁,转移离岸目的国服务业务,逐步形成的类似“三来一补”的服务加工贸易模式。与印度相比,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对离岸服务目的国的营销能力先天不足,加上缺乏国家行业组织,我们企业的海外销售能力与印度的差距被进一步拉大。

建议集中使用国家的服务外包平台建设资金,将硬平台建设转变为软平台建设,形成离岸服务外包的到岸市场拓展平台,为我国服务外包企业的海外市场拓展,奠定良好的市场基础。

(五)协调发展离岸与在岸市场

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服务外包提供商都无法忽视本土市场释放所带来的强大发展驱动力,特别是中国的本土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一个简单的发展逻辑可以理解为,如果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在离岸市场上得到认可,并通过深度沟通与服务获得技术、管理、运营、安全等多维度的经验,那么,在国内市场的开拓方面必将会是势如破竹,日益成熟的国内市场将是该行业的关键重点突破领域。

印度IT-BPO产业明显呈外向型结构,2013财年,印度IT-BPO产业总收入为1084亿美元(硬件收入为133亿美元,其中129亿美元来自国内市场),出口额为762亿美元,服务出口额占产业规模的70%。而来自印度国内市场的收入为322亿美元,占产业规模的30%,其中硬件收入占了40%。如果剔除硬件收入计算,印度服务出口额占总收入的80%。

不同于印度的是,中国的本地市场存在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在中国境内执行的业务流程与IT服务方面的最大买家来自于本土的客户群,这一客户群体由中国境内的政府、教育机构与跨国公司在华经营机构和中国本地实体企业构成。2012年,中国服务外包本土买家释放的需求约为1254.3亿美元。

建议积极培育服务外包在岸市场,鼓励政府机构和各类企业创新管理运营理念,购买专业服务。帮助政府和企业建设类似硬件采购的流程、供应商筛选方法、服务评价标准、采购定价机制、制定质量标准、保障买家的知识产权和信息安全、保护买卖双方权益的操作流程。引进国际一流服务外包咨询机构,帮助国内服务买家学会如何外包、如何管理供应商、如何控制委托业务的质量。依靠庞大的本土市场需求带动服务外包企业的成长,从而推动整个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壮大。

“十二五”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大力发展服务外包,对于扩内需、调结构、促就业、惠民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2013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国办函〔2013〕33号)《关于进一步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复函》(以下简称“国办函33号文”),不仅对服务外包1.0政策体系做了关键性政策延续,还特别针对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现阶段发展特点,在海外并购、技术研发、高端人才吸引、海外市场拓展等多个方面加大了服务外包产业高端化发展的政策鼓励力度,同时进一步完善产业环境,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快速发展。国办函33号文的深入落实与贯彻,标志着中国的服务外包政策促进体系进入2.0阶段,必将推动中国服务外包产业进入下一个快速发展周期。

周斌:前面我也说到公司要继续发展就不得不转型。对于合作伙伴而言,他们都认为微软是很好的甲方,不管是从发包量,到我们的项目,交付。现在我们对合作伙伴也提出一些新的诉求,希望跟合作伙伴能够创造出新型的伙伴关系,希望他们提供及推广一些端到端的解决方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已经是跨越了最基础的合作。

其实不仅是我们团队,包括我们的研发组现在已经在思考我们对于合作伙伴的需求到底是什么,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成为我们战略意义上的合作伙伴。对于合作伙伴我们有有大量针对企业文化的服务,同时还会为他们提供非常丰富的平台,帮助他们了解微软的技术,帮助他们改革和转型。未来我们依然将会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支持帮助他们往前发展。

欧阳忠诚:从国家层面来讲,我觉得现在政府支持我们的力度还不够,目前来看,中国软件产业的发展环境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由于缺乏知识产权保护,中国的软件企业很难产生其核心竞争力,可以说知识产权严重制约了中国软件产业的发展。中国软件产业想要做大做强,必须重视知识产权保护。

说到宇信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说:

一是我们的产品,目前我们正在整合我们的产品,并为之专门组建了业务规划委员会,未来我们会在产品和业务方面继续加大我们的投入。

第二是我们的市场,2013年我们已开始尝试进军银行以外的领域,譬如保险,信托等行业,我们会专门研发针对保险,信托等行业的产品,当然目前我们还处于试水阶段,未来我们会侧重这反面的力度。

第三是资本层面,关于企业何时再上市目前还没有讨论,但是我们会尽快完成新一轮融资,以期宇信在金融领域的市场进一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