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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世和:数据与思考

——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副主任金世和

3月21日,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副主任金世和先生在天津滨海新区“2012年中国服务外包领军者年会”上发表演讲。金先生从服务外包行业的数据进入话题,以“数据与思考”为主题发表演讲,以下为其演讲的文字实录:

各位嘉宾,各位领导,今天我交流的内容是我国服务外包发展中的一些数据与思考。

今年是完成“十二五”规划关键的一年,在刚召开的十一届五次人代会上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一次提到“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承接服务外包。”在年初举行的全国商务工作会议上商务部陈德铭部长也再一次强调了进一步 “发展服务外包”是2012年重点任务之一。昨天和今天有机会听到不少专家、学者、企业家精彩的交流发言,尤其是今天又看到问鼎基金会和服务外包企业诚信联盟的分别成立,感到非常高兴。有这么多企业的参与,又有这么多专家、领导、学者的关心和各级政府的支持,何愁中国的服务外包搞不上去?

通过前一阶段对一些示范城市的调研,以及与国家有关部委的交流沟通中,对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中的一些数据所引起的一些思考,今天和大家共同探讨。

第一个数据:国际数据公司(IDC)在包括劳动力成本、租金成本、语言能力和员工离职率等一系列要素的最新全球交付指数(GDI),对亚太地区离岸服务外包承接地的城市进行评估。结果显示,2007年中国占三位,依次是大连、上海、北京,印度也占三位,几乎旗鼓相当。到2008年中国占三位城市依次是北京、上海、大连,但是印度也旗鼓相当。到2010年又有一些变化,澳大利亚、新西兰“出局”了,而中国除北京、上海之外,增加了西安和广州,可能受日本经济的影响,大连没有了。印度比中国多了一家,历年评比中印度的班加罗尔仍占第一。

美国科尔尼(ATKrarney)企业咨询公司2010年也做了一个离岸服务外包目的地指数评估,指标包括:财务吸引力,从业人员和技能的可得性,国家环境、政策和经济的稳定性,基础设施,文化知识,知识产权和安全性等。印度和中国高居前两位,其后依次为马来西亚、埃及、印尼、墨西哥、泰国、越南、菲律宾、智利、爱沙尼亚、巴西等。

这里引出的思考:中国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服务外包承接地,已得到了世界的认可,该产业是否可列为国家鼓励发展的新兴战略性产业?

第二个数据:我国2011年与2010年同口径的数据比较,企业数和从业人员的增长速度已开始趋缓,但从业人员中的大学生比例、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金额和执行金额的增长正在加速。尤其是执行金额,增长的速度已超过20个百分点。显然服务外包产业的规模化和集聚化效应正在凸显,产业的年增长速度已超越了《服务外包产业“十二五”发展纲要》中制定的40%以上的目标。这里可能有多种原因,一是产业在发展,企业在发展,市场在发展,另一原因也有可能是产业发展比较快,新型的业态不断产生,有些原来可能还没有纳入到统计范畴的,这次加进去了,这个形势是相当可喜的。从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的区域分布来看,服务需求地还是集中在美国、欧盟、日本和中国香港等发达国家和地区,2011年这些地区占到我国离岸业务的68.9%。江苏、上海、广东、北京、浙江五省市承接的离岸服务外包占到全国75%左右,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占到87%。

这里引出的思考,发展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究竟是“抓大放小“还是”统筹兼顾“?大量的在岸服务外包如何统计?如何发展?

第三个数据:2010年我们与印度的比较(因今年的数据还没有拿到)。由于印度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发展服务外包,比中国早10多年,从2010年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与印度确实还有许多差距。基本情况:在同比口径下中国的离岸执行额仅是印度的四分之一;离岸业务覆盖国家和区域仅是印度的五分之一;我国的海外交付中心(设立海外分支机构)和海外并购刚起步;企业数是印度的二倍,但企业员工平均规模还不到印度的一半;从业人员与印度差不多,但效率只有印度的27%。

这里引出的思考:印度究竟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总结一下有四条,人力资源是产业崛起的重要因素,政府高度重视是产业持续稳定增长的根本保障,行业中介组织在产业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知识产权保护为产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

第四个数据:服务外包企业商务部统计的数据是16939家,其中技术先进型企业按科技部资料是1050家,这个数字显然太少了,10%的比例都不到,目前大部分企业反映“门槛”太高了。但前几天我在科技部的有关会上也有人认为门槛不能再降了。在技术先进型企业的认定中,最核心的指标是向境外客户提供的国际(离岸)服务外包业务收入不低于企业当年总收入的50%,目前大多企业难以达到,不少企业接跨国公司在华分部的转包业务量很大,但不能被认定为离岸外包业务。

这里引出的思考:是否“在境内外直接与跨国公司完成交易的服务外包业务都可以称为离岸服务外包”?其中境外交易的称直接离岸业务,可以享受减免营业税,境内交易的称间接离岸业务,不享受减免营业税,但可纳入离岸业务的统计,享受所得税减免等优惠政策?另外在指标修订中是否可以增加“离岸收入”的绝对值指标,即对“技术先进型”外包企业认定标准中设定“从事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取得的收入不低于企业当年总收入的50%”调整为“直接承接离岸和间接承接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取得的收入不低于企业当年总收入的50%,或者当年离岸服务外包业务收入在1000万美元以上,必须满足一项”。

第五个数据:国家促进和鼓励发展服务外包大致有20多项政策,这个政策从2006年一直到2011年,包括国务院和中央部委涉及有36个文件分别颁布了发展服务外包产业的扶持政策。

这里引出的思考:若这些政策明年到期,是延长还是终止,或者是再修订完善?有些企业反映说政策不要再延长。为什么呢?因为政策延长之后会在市场上养成一批懒汉,不能鼓励靠政策支持来养活自己。为享受政策,有些数据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延长反而会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我个人的想法,倾向于某些政策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还应发挥作用,有必要扶持一下发展中的企业,到底怎么做,现在有不少机构正在开展服务外包的政策梳理和政策调研。

第六个数据:21个示范城市中离岸执行金额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50倍,从2011年数据来看,最高的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离岸执行金额已经30多亿美元,最低的只有6000多万美元。因此,如何正确地对城市服务外包产业进行综合评价,是今年的重要研究任务。前阶段,对示范城市的评价指标研究是在商务部的牵头下,有关国家部委也一起参与了。汇集各个部委的意见后,包括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已初步涉及到5个一级指标,21个二级指标和68个三级指标。事实上,有些指标难以统一。比如劳务成本是高好还是低好,即在统计上究竟取正指标还是取逆指标;有的观点认为越是劳动成本高的地区,各项配套肯定越是完善,像沿海城市成本就比较高,完全可以发展服务外包产业链的高端、上游,但发展空间有限。而主要以南昌、合肥、长沙为代表的中西部地区城市,他们的劳动成本比较低,可以做一些产业链中下游的业务,而且发展空间大。还有,一些观点认为,作为国家指标,应该体现一定水平;但也有一些观点认为,鼓励中西部地区发展是国家战略,在指标设计上要统筹协调,要鼓励中西部参与市场竞争。现在从理论上分析,无论从弹性生产函数还是超越生产函数的经济模型分析,服务外包对生产率的贡献最大,大家都觉得这个产业是作为做强二产、做大三产、经济转型的重要途径和抓手。因此有人认为,大力鼓励和发展中国服务外包已有六七个年头了,示范城市还要不要扩大?像宁波、青岛、沈阳等城市的业绩会比所有的示范城市都差?认定一个示范城市容易,皆大欢喜,淘汰一个城市,就不那么容易。

这里引起的思考:是否可以研究出台一个综合评价指标和若干单项评价指标,某个城市在综合评价指标方面可能比较低,但在某些单项指标方面如产业特色、基础设施、人才培训、政策措施等方面是否会高一些?若两方面的指标都是“末位“,就实行淘汰。第七个数据:为增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现在美国90%、欧洲70%的企业都有外包业务。但是我们查阅了一下有资料,目前全球1000强的企业中,仅30%左右的企业有外包业务。

这里引起的思考:这些数据说明了什么? 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潜力巨大。那么怎样融入到全球市场上去,是靠政策创新、还是业务创新?政策创新是临时的,像强心针打一下,要长远、要稳定、要健康地发展自己,还应该选择业务的不断延伸和创新,这才是服务外包行业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只有创新才能有发展。

第八个数据:增速之比,印度的NASSCOM公司曾估计 “GDP:服务需求:离岸服务=1:2:4,”不管这些数据是否具有普遍性,从理论上或现实情况上讲,全球的服务需求发展空间很大。

这里引起的思考:在全球服务外包业务需求潜力巨大的情况下,各地业务主管部门,是否应多研究怎样鼓励人力、智力、财力“走出去“,或”引进来“?,政策怎么设计?企业”走出去“的风险如何控制?企业海外发展资金如何取得?等等。

第九个数据:目前服务外包ITO、BPO、KPO三个大类中已涉及27个行业以及近百个小类。服务外包本质上是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的中间投入,是典型的B2B。因此我们面临的行业规范、企业诚信、市场监管、相关标准等问题如何推进?刚才看到的企业诚信战略联盟的成立,我从内心来讲很感谢这些企业为我国服务外包发展作出的贡献。近年来我们接待了很多欧洲、日本、美国等外包协会、企业、院校机构等,他们都觉得在中国发展外包大有潜力,都希望能尽早参与合作。但知识产权、信息安全、市场规范、企业信誉等方面的忧虑一直困扰着他们。我们也发现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跨国公司与一家中国公司业务洽谈过程中,会冒出第二、第三、第四个公司以更低的价格参与竞争,最后国外公司以预料不到的低位价格成交,这样最终损失的是谁?据说在日本、韩国等国家只要有一家企业先向国外公司报价了,其他所有各家的报价只能比它高,从而确保这个企业能以满意的价格接到订单。

这里引起的思考:由于中国的中介行业尚在起步中,外包行业协会作用也不很凸显,市场规范和行业标准也还在建立中,可否接受法国外包协会对我们的建议,中国是否尽快建立一个国家服务外包交易中心?使得若有国外服务外包需求商到中国寻找服务提供商或外包合作伙伴,就来找交易中心。无论从行业发展角度,比如规范服务外包市场、提升企业信用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降低交易成本、完善行业统计;还是从企业角度,比如为企业建设一个高效服务和信息平台、加强投资促进、扩大融资渠道、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等方面,都是相当有利。

第十个数据:印度在通晓外包技术业务、市场规范、产业信息、项目谈判等方面的工程师是中国的9倍,据我们预测,我国服务外包产业目前每年的人才缺口高达20万人。

这里引起的思考:现在一般经验是“高端人才要靠引进与挽留,中低端人才要靠培养,一般人才要靠培训”。那么人才标准是否需要制定?怎样才能有效符合中国服务外包发展需要的中高端人才?如何加强院校与企业的有效对接?如何鼓励建立多形式、多渠道的人才培训机制(包括政府、学校、企业合作培养,委托专向培养,企业自行培养)?

以上这些数据以及由这些数据引起的思考,仅作为个人观点供业内人士研究参考,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