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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委乔润令: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的政策导向与市场机遇

6月27日,“2016 NEC创新解决方案展”在北京万达索菲特大饭店举办。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和发展中心副主任乔润令在会上发言。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和发展中心副主任乔润令:

对中国而言,发展智慧城市是解决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大量新矛盾、新冲突、新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新世纪以来的15年,是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15年,城镇人口比1978年增加了4.4倍,城市数量、城镇化率、城市面积迅速扩大。以北京的城市面积为例,上世纪90年代,北京市的城区主要以三环为界。现在北京市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展到了五环和六环之间,环扩大了两环,但面积扩大了三四倍。在快速城镇化的15年当中,中国城市也出现了非常多的矛盾和冲突。

首先看,每年有2000万农民转为城市市民(相当于整个欧洲人口的数量)。农民进城,需要时间来适应新的生活,无论是在行为方式方面,还是在就业、消费方面。

第二,高铁、小汽车也是在这15年内发展普及的,特别是小汽车。国内城市道路、城市框架都是二三十年前设计规划的,根本没有考虑到汽车的情况,因此导致了大范围的、全面堵车的问题,不论是大城市、中等城市还是小城市。

第三,目前的城镇化过程中,每年有两亿左右的人在城乡之间流动。如此庞大的流动人口,使得传统的社会管理,比如户口、单位、婚姻等,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现今的社会治理模式面临很大的创新。智慧城市就为这种社会治理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技术手段。不少新鲜的词汇伴随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而出现,比如“雾霾”,“在城市里看海”等等,都体现了城市的问题。与智慧城市建设相关的智能技术,为城市提升治理水平提供了非常好的工具,也使得政府提供服务的能力更加方便、全面、满意,这也是智慧城市重要的一个方面。智慧城市建设作为社会需求在中国的出现并发展到今天,已经是必然。

智慧城市发展最新政策导向

三十多年前我国开始了改革开放,但直到2013年才首次召开了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2014年举行了第二次城镇化工作会议。这两次会议都非常重要,其中政策导向和重点就是智慧城市。但如何把中央高层提出的智慧城市落到实际呢?目前,国务院20多个部委组成了部际联席会议,作为部委之间沟通、合作、协调的政策平台,目前已经常态化、机制化了。从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政府出台的有关规划、政策、文件,涉及到智慧城市的有三四十份,主要的有2011年3月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2013年8月《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规定》、2014年3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2014年8月《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2015年7月《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指导意见》以及2015年9月《促进大数据发展纲要》等。

目前国家提倡创新创业“双创”,其中创新实际上是智慧城市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原来那一套不行了,需要在大数据、移动互联,在智能化的基础上采取一套全新的机制对城市进行治理。智慧城市本身就是城市治理方式的重大创新。

2014年8月,经国务院同意,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公安部、财政部、国土部、住建部、交通部等八部委印发了《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国家现在和以后一段时间内指导智慧城市发展的权威性文件,所提出的目标、原则、战略重点,非常清晰。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央的政策非常清楚,重点之一是特别强调了市场推动,市场推动是此次智慧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不能再搞成政府工程、政绩工程。

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的现状

通过对今年各地政府工作报告和规划进行梳理发现,百分之七八十的城市提出来要建设智慧城市,这在研究者看来也有点一哄而起的味道,未必是好事,但是说明了有非常大的需求。它们也是有重点的,有不同门类、不同领域,对基础设施建设、电子政务、社会治安、智能交通等等关注度比较高。

目前中国的智慧城市发展的现状有几个基本的特点:

一是网络基础设施有了明显的改善。包括3G、4G等,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二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逐步智能化。

三是新城新区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突破口。

四是城市治理得到了创新,相当多的城市都在进行机构改革,让职能、人员设置更加适应智慧城市条件下的治理模式。

但是,中国的智慧城市也存在着非常多的问题。概括一下有四个。

一是碎片化,各自为战。很多城市的很多行业在做智慧城市过程当中,往往形不成统一的、集成的系统化方案,各自为战的很多,这跟我们刚启动智慧城市建设有很大的关系。

二是在政府方面存在着非常严重的体制障碍,行政部门存在着条块分割,数据也存在着条块分割,造成的最大障碍就是数据孤岛以及数据的公开化程度非常低。

三是在中国从事智慧城市建设的互联网企业特别多,但市场化的推进缺少整合。智慧城市是一个跨界合作的工作,单个公司是做不成的,这一点我们还没有突破。

四是国内相当多的智慧城市建设都是政府出资,企业虽然有积极性,但因为尚无较好的商业模式而不敢出手。没有商业模式,PPP引进企业就存在着非常大的问题。

智慧城市下一步发展对策

从我们的研究和对中国发展智慧城市的判断,总结如下几个方面:

路径之一是从中小城市切入。如果在北京全面启动智慧城市建设,是很难想象的事。但是在一个小城镇,一个新区、一个社区启动就比较容易,矛盾相对少一点。

路径之二是以新城开发为载体,同时启动智慧城市建设,这个是非常可行和现实的,将重新定义中国城市的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在一开始就将布网,房地产在建设之初就引入智慧的概念,引导小区向智慧小区发展。

路径之三是智慧城市建设一定要企业之间跨界组合。任何一个单一的机构,无论是互联网公司或者地产公司、医疗公司都做不到,必须采取共享合作的模式。

路径之四是必须以利益为导向,必须有可行的、有回报的商业模式。

这是智慧城市建设的目的和目标,基本上解决现在城市病,解决提高老百姓城市的宜居度,服务的方便度。

智慧城市的国际合作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承担着国家发改委有关城镇化、智慧城市等国际合作方面的职能,和欧美、日本、韩国、印度以及APEC成员国都有非常广泛的合作。

日本是亚洲地区城镇化的先行者,NEC、松下电器、丰田汽车、三井不动产等众多大公司都在参与,很多模式更适合东方人的特点。例如,以家庭和社区为突破口,以市场的力量倒逼能源开发系统,这都是日本做智慧城市的经验。

中日合作,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已经从概念沟通、论坛交流发展到了具体的样板城市建设,有了很深的合作。

我看了NEC的展示,觉得NEC提出的智慧医疗,还有智慧教育、交通和办公等内容,恰恰都是中国市民和中国的市长最关心的。我认为日本的一些先进技术对中国的智慧城市下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刚才   我提到的几个关键领域当中具有非常好的市场前景。

个人认为,中国智慧城市的建设发展借鉴度比较高的是日本的模式。

日本的智慧城市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节能,把节能做到了极致。而节能恰恰是现在中国非常需要的。前面讲到的雾霾,实质问题是能源高效利用的问题。如果能用智慧的技术解决这个问题,这对中国治理雾霾是非常大的贡献。

(“创新与实践”根据乔润令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