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嘉宾：

北京柯莱特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马一鸣

方正国际软件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胡奎

新宇软件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司  CEO唐杰才

日本关西信息系统产业协议会最高顾问  吉永良

日本微系统株式会社社长  山崎贞彦

英特尔亚太研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Bob Liang

NetApp全球化项目经理  Peter Waite

编者：从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到现在已经持续了近一年时间，虽然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全球经济正逐渐趋于稳定，但危机究竟何时会真正过去，还没有人敢轻意断言。在经济全球化日益紧密的今天，此次金融危机对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产业、每一个企业以至每一个个体都造成了或多或少的影响，植根于全球化分工协作的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在本次金融危机中无可避免的被卷入其中。

金融危机对新兴的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伤害有多深？我们选择了中国、美国和日本的几位业界人士作为本次新闻专题的采访对象，以期更全面的了解处在产业不同位置上的企业对危机的认识和感受。让我多少有些意外的是，所有接受采访的业界人士，在坦承危机给企业造成困难的同时，面对金融危机都抱有一种非常平和的心态。

这固然是由于这些优秀企业在危机中有能力从容应对，更重要的在于这些企业的管理者所具有的眼光和经验，他们对于经济运行规律和企业自身发展规律都有深刻的认识。如同自然界的四季变化，经济发展也总是波动起伏的，一家成熟的企业正是在一次次波动中不断成长壮大的，一个产业也是在这样的波动中完成了汰弱留强的过程，从而形成更健康合理的产业环境。

金融危机对于企业是“危”还是“机”，取决于企业的战略和实力，也决定了企业的前途和命运。

主持人：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冲击，中国软件和服务外包企业应该如何应对金融危机？请谈谈您的建议。

马一鸣：金融危机对中国软件外包企业的冲击是很大的，它会造成整个产业格局的改变。现在中国外包企业面临非常不利的外部环境，危机之下许多跨国公司都在削减开支，一些IT项目被放弃或压缩规模，就是一些必须要做的项目，也会尽量降低项目投资，因此外包企业面临着业务量减少同时项目价格下降的局面，这是非常困难的。

金融危机对IT服务业格局造成改变的原因在于，跨国公司在减少外包业务时对待IT供应商的态度是不同的，他们会倾向于将业务更多的集中交给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的IT供应商，加强与这些大供应商之间的战略关系，寻求更稳固的共赢合作，从而保证自己在危机中低成本的稳定运营。这样做的结果是，跨国公司的IT服务项目更加集中于少数大企业，从而使IT服务企业强者更强，弱者难以生存。

据统计，全球IT服务行业收入2008年下降了4个百分点，2009年预计还将会下降3个百分点，但在这种行业整体性下降的同时，部分企业的营业收入仍保持着快速增长，这就是由于市场份额进一步集中造成的，这也是我们企业强调要做强的重要原因。很多规模较大的中国软件服务企业这两年都有很好的成长，柯莱特也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整体上说，中国IT服务还是个很零散的行业，存在大量的小型企业，在景气好时，这些小企业会成为大企业的补充，当景气不好时，行业进行整合的余地就很大。金融危机对改善中国软件服务外包产业格局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胡奎：我认为金融危机对于中国软件服务外包产业来说有很积极的意义。严格说，绝大多数中国外包企业还没有经历过经济危机的冲击，相比之下欧美、日本的跨国企业对于应对经济危机有着丰富的经验。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欧美企业的反应非常快，它们在企业开支包括IT系统投资上都迅速减少，因此中国外包企业的海外业务所受的冲击远大于国内业务受到的冲击。

目前全球的经济形势虽已有缓和，但由于软件服务的行业特点，危机对软件服务企业的影响会有大约半年到一年的滞后期，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是外包企业最痛苦的阶段。很多外包企业在危机前承接的项目都已基本结束，而危机之后的新项目还没有确定下来。这时很多外包企业面临业务青黄不接的局面，尤其是那些单纯依靠海外业务的软件外包企业处境更加艰难。

如果说中国企业应该在此次危机中得到什么经验教训的话，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外包企业还是要提升自身的核心技术能力和整体项目接包能力，如果你能为发包方提供企业经营中不可缺少的服务，你的业务被替代和缩减的可能性就比较小，否则危机一来，你会成为首先被砍掉的对象。

唐杰才：我认为金融危机虽然使全球软件外包产业整体发展速度放缓，但对中国软件外包产业来说却提供了更多发展机会。在金融危机发生后，欧美跨国企业的IT项目预算大幅减少，中国外包企业可以借自已的成本优势扩大海外市场份额，并有机会向一些高端服务扩展。目前新宇公司承接的业务大幅增加，公司原有人力明显不足。新宇的业务主要是欧美跨国公司的高端服务，很多跨国公司在危机中为了节约经营成本大量裁员，并在裁员的同时将企业的非核心业务进行外包，这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新业务机会。

长期坚持“专做大客户”的企业战略使新宇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市场优势更加明显。当然从中国软件外包产业整体情况看，一些客户单一、规模较小的外包企业受到的冲击确实比较大。

Bob Liang：金融危机确实影响了全球IT采购，也让中国软件外包行业发展速度有所减缓，但种种数据表明，中国软件行业的发展仍然充满活力。我们不仅要看到危机，也要看到机遇——金融危机给中国软件产业带来的更多是机遇。 

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答案只有两个字——创新！还是要依靠创新，英特尔CEO欧德宁早在这场危机刚刚发生时就已做出了回答：即使全球经济出现衰退，英特尔也仍会坚持对产品和技术领域的创新进行投入，因为只有创新才是走出危机、抓住后危机时代先机的唯一途径。

现在，硬件的创新速度越来越快，中国软件企业也需要持续创新，为不断开创新的产品类别、应用模式和增值服务而共同努力，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培育强大的产业链。立足国内庞大的用户规模和IT行业强劲的增长潜力，中国软件产业一定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迎头赶上，化危机为契机、赢得先机。

Peter Waite：当前的金融危机对每一个行业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随着全球经济的冲击，许多公司都中止了一些发展计划包括外包业务。这直接影响了公司的成长目标，也促使公司开始研究如何采取措施保持公司内部运作的健康。保持经营稳定同时缩减开支成为企业应对的金融危机的主要措施，无论对公司还是个人，危机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不同的公司面对金融危机时，应该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中国的很多外包企业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面对危机的举措。应对危机最关键的就是对现有客户提供始终如一的服务，同时力争全方面的改善企业经营形势。

吉永良：本公司认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在现阶段各国都需依靠政府的财政拉动扩大内需，不刺激民营经济的复苏各国必须对现行的经济结构、商务模式进行改革。个人判断全球经济真正复苏恢复增长至少需要5年时间，拓展外需当然重要，增加内需也是必不可少的。

山崎贞彦：需求缩小的时期正是捕捉下次发展机会的好时机。企业在危机之中，应特别注意提高核心人材的战斗能力，即培养高端技术人材，认真做好企业人材储备，为下次机会来临时能有大的飞跃做准备。

主持人：您如何看待中国政府的4万亿投资？您认为这些投资会给中国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带来哪些机会？

马一鸣：对于中国政府拉动经济的4万亿投资计划，我是非常赞同的。这是一个应对危机的果断措施，对中国内需市场有巨大的刺激作用，同时推动部分产业保持快速发展，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速也对解决社会就业起到积极的作用。刺激计划的推出和实施是非常及时的，从投资方向看资金大部分被投入到基建项目中，这些项目主要是由国有企业在承担。民生项目也是一个主要的投资方向。

虽然这些投资直接进入IT领域的并不多，但现在各个行业的发展都离不开IT系统的支持。因此长期看我们也会有很多间接的受益。柯莱特在国内的能源、汽车、钢铁、金融服务等许多领域都参与过一些项目，我们关注这些行业的发展，相信未来存在巨大的IT服务商机。

目前中国各级政府对发展软件服务产业都是大力支持的，很多政府部门也提出要将软件服务作为新兴产业来发展的目标，但是现在政府机构对于发展软件服务产业具体可行的方案还有待落实。相信随着政府相关政策措施的不断出台，中国软件和服务外包企业会迎来更好的发展时期。

胡奎：中国政府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对外包企业来说是个很好的调整方向和业务转型机会，这也是中国软件外包产业调整布局的良机。中国外包企业需要增加在内需市场的投入，争取扩大国内业务的份额。其实中国软件外包企业经过多年承接海外业务的锻炼，也积累了一定的开发经验和能力，企业是到了应该提升服务层次的时候，应该从低层次外包服务向独立开发应用项目转型了。

从方正国际的情况看，我们今年新承接了多个城市地铁的自动售检票系统，这当然是受益于国家对大型基础建设项目的投资，这也是方正国际前两年尝试扩大业务范围时进入的新领域，现在到了开始有所收获和回报的时候。今年方正国际开始实施业务重心转移将公司总部迁回国内，也是看到了国内市场存在巨大的商机。这其实也是中国软件外包企业真正的发展方向，我们需要将承接海外项目中形成的国际经验和业务能力应用到国内市场之中，在独立项目开发中形成更强的解决方案提供能力。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外包企业进入国内市场，赚钱不应该成为最重要的目标，企业的眼光应该放长远，从企业业务转型和能力升级的角度来看待国内市场的机会。

唐杰才：由于新宇的业务主要来自跨国企业，因此中国政府四万亿的投资对我们的业务影响不大。但是行业内一些主要做国内业务的大型软件企业受益很多。

放眼长远来看，我们对政府的投资方向也非常关注，虽然眼下新宇不能直接获得项目，但我们的一些合作伙伴比如华为、中兴在获得项目后，需要加大生产研发投入，这也会间接增加新宇的业务机会。另外，目前国内进行的大批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铁路、机场、轨道交通等项目，在硬件施工完成之后，一定会出现大量的软件服务需求，我们对此是非常关注的，并做了一些相应的准备。我们判断再过一段时间，新宇也将从政府投资项目中获益。

Bob Liang：首先是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加大了。铁路、公路、电力、3G通信等，建设一流的基础设施是百年大计，需要一流的技术方案来支持。这里面，软件行业的机会很多。举例说，在过去的几年中，以英特尔技术为基础的设备在铁路的各种应用中都得了成功部署，其中英特尔主动管理技术的应用，显著提高了分布在铁路沿线基层站段的IT系统部署和维护能力。

另外一个重要的机会就是民生工程。比如医保、社保，中国这么大的人口基数，如何做到“一保通全国”？世界上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我们的软件产业必须立足国情实际，形成自己的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这个问题若能得到解决，不仅是一个巨大的软件创新机会，也是中国软件产业傲立全球的重要机遇。

Peter Waite：有关中国政府的4万亿投资，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都为刺激经济渡过难关，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资金。这在早期也确实产生了积极的效果。比如中国的GDP和产值都有明显增加。但是我们仍需要较长时间观察，这到底是完全的恢复，还是经济刺激方案产生的短时好转。无论如何，中国政府的投资是令人钦佩的，我们也都希望它所产生的效果会是持久的。

吉永良：正如以上所指出的那样今后在拓展外需的同时，必须扩大增加内需，中国政府的4万亿元投资因为其重点是充实社会基础设施，软件企业方面则应根据需求作出短中长期的统筹安排。

山崎贞彦：对中国政府的投资项目应积极关注，寻找参与这些项目的机会，这对中国软件企业来说是个重要的商机。

主持人：由于美国金融业的衰退，印度的软件外包产业遭受沉重打击，您认为这对中国发展离岸软件外包有哪些借鉴意义？

马一鸣：从金融危机中的产业整体变化上看印度与中国的情况有相似之处，印度的大型软件外包企业也在危机中获益，它们得到更多的项目订单，从而变得更加强大。当然在行业景气整体性的下滑中，印度的部分软件企业暴露出一些问题，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但个别企业的表现不能代表全部，少数企业的弄虚做假即使在美国也有发生。客观来看，过去十年印度软件外包产业发展很快，行业整体发展情况是很好的。总的来说，印度的软件外包产业发展早、规模大、经验丰富，但印度的主要问题是内需市场小，对外依赖性过大，此次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也就更大，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大。相比印度，中国的内需市场大，跨国公司在中国国内市场的业务多，因此这些跨国企业与中国软件外包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更紧密也更健康。就我们自身而言，企业要做大做强，提高核心业务能力是关键，这样企业就具备很强的扩张能力，在发展中进退自如。

胡奎：虽然印度外包企业在经济危机中暴露出一些问题，但印度企业的软件服务实力仍然是很强的，还是值得中国企业长期学习。此次危机中印度企业的表现差别很大，有核心技术能力的企业和从事低端外包服务的企业，经营状况明显分化。部分从事核心外包服务的印度企业已经完全融入到发包企业的日常运营当中，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从印度企业的表现看，中国软件外包企业还是要提升自身的技术能力，立足为客户提供有独立知识产权的高端服务。中国企业必须明确什么是外包产业的发展方向，企业应该走怎样的发展之路？我们应该努力向产业的上游走，要在某些领域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服务能力。方正国际以前对海外市场依赖较大，现在我们在对企业管理架构和布局进行新的调整，希望今后进一步加强国内市场的业务开发，保持国内业务和海外业务的平衡发展，实现“两条腿走路”这更符合我们企业长远发展的需要。

唐杰才：我认为最重要的经验是提醒中国外包企业要走高端服务路线。就印度的情况看，受冲击严重的都是提供低端服务的企业。那些有能力取代美国本土服务工作的企业受影响很小，如果你只是做一些补充性的、低端的服务，在危机中就会很被动。

中国软件服务的高端人才与印度相比明显不足，中国的软件人才数量多但质量不高，对于新宇这样的国际性软件外包企业来说，我们的优势在于可以整合印度和中国的技术人力资源，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在全球范围内整合技术人力资源，为客户提供高质量低成本的服务将会成为软件外包企业今后发展的重要方向。

Bob Liang：中国的软件外包服务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首先中国离岸软件外包的整体服务能力在逐年提高，而金融危机中一些国外企业为紧缩成本，可能会扩大外包的范围。其次，现在国内的软件外包市场潜力巨大，而且政策导向也是推动以软件外包服务为切入点，发展中国信息服务业，软件外包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当然中国软件外包仍需要提升规模效应、提高服务水准、加强国际合作，从而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实力。

Peter Waite：美国金融业衰退给印度的软件外包产业以重创。这给中国的外包企业提了个醒，那就是要有多样化的客户组合。美国人通常说：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如果非放不可，抓紧找到另外一个篮子。

吉永良：在当今世界中美国的经济已经过了繁荣期，经历此次金融危机，已经可以确定。今后亚洲将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增长地区。今后将进入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拉动世界经济的时代，当然也包括印度。随着亚洲地区的需求增加，经济规模会不断扩大。美国的经济虽说已过了顶峰，但是就其在目前全球的经济实力而言仍有着不可忽视的规模。如能预先认识到这一契机将会给我们带来价值。

山崎贞彦：从中期（3年左右的时间）考虑中国与印度不同，我们看到中国以扩大本国内需为目标正在加大基础设施的开发投资。因此中国软件外包企业的外包能力已经踏上新的台阶，从广义上说系统构筑力正在面向内需制定根本性的战略决策并付诸实施，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

主持人：危机当中也是行业洗牌和整合的良机，您认为中国软件外包产业是否应利用这一时机，积极进行国内整合和海外并购扩张？

马一鸣：我认为危机之中也是产业重组的好机会，就象前面所说过的，强者在危机中得到更多市场份额和发展机会，现阶段中国主要的软件外包企业还处于规模扩张，快速成长的时期，企业并购整合的情况也频繁发生。

当然企业并购整合也是有风险的，其中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并购之后的企业磨合是有一定难度的，对此管理者要有充分的认识，要做好化解并购风险的准备。在危机之中，经营健康的企业资源充分，现金流稳定，同时并购成本大幅下降。这时要从容的选择并购对象，企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慎重选择目标，要通过并购真正实现你的原定目标。

胡奎：在金融危机当中，确实有部分中国软件外包企业陷入困境当中，客观说有些企业还是不错的，企业在某个业务领域具有一定技术实力，也有一些优秀的人才，但由于业务结构或某些运营上的问题在危机中受到冲击。对于这种企业我们会非常关注，在合适的时机也会进行购并。

至于进行海外收购，我认为对中国软件企业而言进行海外收购的策略应该是“抄顶”而不是“抄底”。所谓“抄顶”是说在选取收购对象时，应瞄准提供IT咨询服务、架构服务等高端服务的企业，利用目前价格相对较低的时机，收购那些掌握某些产业链“高端”、“源头”和“关键环节”的企业，这种收购行为对以后中国软件企业甚至整个产业的国际化发展战略会很有意义。

方正国际也有这种收购意向和计划，希望通过收购打通一些产业链整合能力，形成完整的行业解决方案，利用并购真正弥补我们企业自身的不足之处，这将使企业的整体层次得到提升。除采取并购之外，方正国际也与海外大型IT企业展开战略合作，这样可以在某个行业领域形成优势互补，共同研发适合中国市场的解决方案。通过与国外IT企业的合作，提高我们的核心能力和服务能力，同时获得专业技术知识，这对我们的发展也是很有好处的。

总之，不论是国内整合还是海外整合都要从打造产业链的角度来进行，现在国内四万亿投资拉动的大型建设项目很多，也需要国内企业通过整合海内外的技术资源，来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从产业发展的方向上看，中国软件外包企业还要合纵联横，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因此也需要企业有一种开放的心态。

唐杰才：我们对产业发展的形势变化一直都密切关注。我们希望在金融危机当中以较低的价格获取一些企业发展的要素。特别是对一些高水平的技术人才，我们会积极吸纳。由于行业的景气下滑，现在的人力价格相对较低，在行业的调整之中，多储备高水平的人才对于新宇的未来发展非常重要。

对于企业并购我们一直都在不断观察寻找，关键是要找到合适的并购目标。对于企业并购，我们的主要目标还是那些中小型的外包企业，并且具有一些独特的行业技术能力，同时公司的股权结构应该比较简单清晰，这样我们在收购之后更容易对它进行整合，也可以比较快的产生效益。

Bob Liang：我不是软件产业的经济学家，无法对此进行预测。但我相信创新和竞争是推动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要想在危机中脱颖而出就要创新。

Peter Waite：其实，我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公司，都在某种程度上拥有在危机中健康发展的机遇。利用好这一点，并通过整合和并购增强自身的实力，将对危机后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目前已经有迹象表明，传统的投资界限已经有所突破。比如，中国在印度投资，印度亦在华投资。

吉永良：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所谓危机就是“危险和机会”，应该在明确了解目标企业的实力、业绩、经营状况后，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情况进行合并、收购。

山崎贞彦：大批企业表现疲惫已是一种软件产业中的多发现象，也引起了各方的注意。因此期待企业重组的相乘效果已成为可能，当前如有资金可以进行并购、合并等。

主持人：您认为这场金融危机会给世界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带来哪些影响？危机是否会改变世界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的现有格局？

马一鸣：危机会给世界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带来重新组合的机会，危机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大家都无法迴避。但在经过危机后，软件外包产业的发展会更快。危机造成人们对未来普遍的负面预期，企业会对危机有过度反应，大家都会收缩业务规模准备过冬。但在危机过后，人们对经济前景会逐渐看好，这时大量的市场需求会集中释放，新的商业机会俯拾皆是，这会使经过危机考验的企业得到新的快速成长。

此次金融危机中，大型跨国企业受到严重冲击，企业经营成本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危机过后，降低生产和经营成本会成为跨国企业的重要调整方向。全球化的生产制造和服务整合的需求会更强，制造技术、服务能力强的国家和地区必将受益最多，作为制造业的大国，中国要让世界相信我们也具有强大的IT服务能力。

胡奎：我感觉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纯粹从事外包服务的企业是非常困难的。但危机带来的冲击也会给企业一些教训，让企业更多的反思发展方向，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的软件外包产业都会进行调整，企业会反思在行业洗牌中的生存策略，如何利用洗牌的机会壮大自已，进而利用洗牌的机会优化企业的结构和能力。获得应对危机的经验，将是中国企业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最大的收获。

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使各个国家、地区经济加速融合，从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来看，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可以独善其身。因此以后企业的发展目光也会更加具有全球性，危机后企业在布局上也会加强全球化，未来的企业竞争也会在全球范围进行。跨国企业、地域企业都要进行相应的业务结构调整，全球的软件外包产业结构会更趋合理。

从作为主要软件服务发包方的跨国企业来看，必然也要对业务发包方向进行调整，他们会更重视多点布局，以求业务的长期稳定发展。因此危机之后跨国企业会加大在中国的发包力度，加强与中国企业的合作，中国企业会因此得到更多的业务机会。另外中国巨大的内需市场也将引起跨国企业的特别关注，为了寻求进入中国市场的途径，他们会加强与本土企业的合作，在合作过程中对中国企业的技术转让力度也会加大。利用中国内在市场需求，数量众多的专业人才，以及技术积累不断提升中国软件服务的层次，这才是中国软件外包企业未来的发展出路。

唐杰才：每一次危机都会是强者生存，弱者则被淘汰。中国软件外包产业的现状是企业数量太多，产业结构不合理。现在中国的软件从业人员数量不如印度多，但企业数量却要超过印度，相信此次金融危机之后，通过行业的整合和洗牌，中国软件外包产业的格局可能会更合理。

从全球软件服务产业来看，中国的人力成本和人才数量相比印度有优势，但在语言和技术能力方面有差距。金融危机当中印度软件服务的价格也有明显下降，这对中国企业形成很大压力和挑战。未来提升核心技术能力仍是企业发展的关键，就产业发展的总体情况看，中国软件外包短期之内与印度直接竞争还有一定难度。

软件服务外包可以说是印度经济的支柱产业，印度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可以说是在倾全国之力发展这一产业，各种优势资源都集中于此。中国政府对发展软件服务外包的扶持力度也很大，但企业能力的提高不是短期内能完成的。中国国内的很多产业都有出色的表现，在产业资源集聚上不如印度。特别是中国缺少软件高级人才，高端服务能力不足，与印度有较大差距。毕竟中国软件服务产业起步较晚，还需要一个较长的发展时期来完善成熟。

Bob Liang：软件产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而重要的是要从技术、产品、业务模式的创新以及软件服务中不断寻找发展机遇。新技术应用正在不断改变软件产业的格局，包括云计算、虚拟化、嵌入式、移动互联网等等。

现在软件行业的开放式合作越来越重要，软件行业越来越成为一个相互依存的生态系统。比如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包括上网本、上网机、MID甚至更小的嵌入式设备、车载娱乐系统等，软件开发人员需要一个高效率、低成本的软件开发平台，所以英特尔提供了开放、开源的Linux操作系统平台Moblin，作为一个大家共通的东西来实现创新。这样各软件厂商和开发人员将平等地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一起分享移动互联时代的软件创新机遇。

Peter Waite：金融危机给世界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曾经大规模采用外包战略的公司现在没有生意做或营业额剧减。这对于南美和非洲这样相对不成熟的市场就更加严重，因为在危机来临前，他们的竞争情况就已经不乐观。

面对危机，中国的机会在于从中学习经验教训并应用到实际运作和战略中。中国将会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面对危机表现出快速，高效的应对能力。中国的外包企业应该珍惜并保持这一优势。

吉永良：此次的金融危机在世界经济史中百年不遇，使全球经济迅速下滑。已有相当数量的中小企业破产，并且还在不断发生持续至今。大企业的失败、破产、重组、合并也在发生，软件产业也不例外。

山崎贞彦：世界的软件（市场销售的软件包）价格呈下降趋势，外包景况呈现出总量萎缩。因此外包产业不得不严格经营。正如在前面中所说到的那样，世界格局正在向资本实力决定胜负的方向过度。

主持人：您认为此次危机中国软件外包企业最困难的阶段是否已经过去？请您预测一下这场金融危机大致会在何时结束？

马一鸣：在我看来现在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柯莱特在2008年底做新一年发展规划时还感到很困扰，因为那时存在大量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合作企业的项目计划、预算都不能确定，当时大家都倾向于保守，项目投资减少、推迟。

金融危机在2008年9月到10月间是顶峰，其后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在全球不断蔓延，经过这半年多的时间，现在最坏的时期已经过去，全球经济都在逐渐恢复平稳。中国经济在出口严重下滑的情况下仍能保持增长，美国经济也处于不断好转当中。企业的信心开始逐渐恢复，我们主要客户的IT预算也开始增加，项目不断释放出来，柯莱特对行业形势变化看得越来越清晰。

其实金融危机的爆发不完全是坏事，这使经济活动中一些潜在的缺陷被弥补纠正，危机之后经济可以更健康的发展。中国的IT服务企业还不够强大，通过危机可以真正磨炼出有强大市场能力的企业，促进产业在危机后得到更好的发展。政府机构和行业组织也应该为行业发展提供更多支持，中国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长远看，全球软件服务外包的需求仍然不断增长，产业转移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大势所趋，调整之后，经济增长会更迅猛。本次危机对中国经济的考验，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机会，出口的大幅下滑使很多企业受损严重，这将迫使企业升级转型，生产技术含量高，具有独立知识产权，以及附加值更高的产品。危机将促进企业提升经营水平，磨炼企业抗风险的能力。中国的内需市场可以给IT服务企业更多机会，让它们有空间进行转型，这个过程虽然痛苦，但对企业长远发展是非常有益的。

胡奎：我认为对于中国软件外包产业和企业来说，当前是最困难的时期，行业特点使软件外包产业危机的到来和过去都会相对整体经济有一个滞后期。现在很多生产型企业已经开始恢复，但这些企业对IT系统的服务需求和投资还会有一个滞后期。我们判断全球整体经济真正见底可能还需要半年时间，因此一段时间内生产型企业的IT服务需求还不会大量出现。

为此方正国际做了积极的准备和充分的考虑，我们制订了长时间应对危机的策略，企业做好了过冬的充分准备，同时也做好了经济形势好转时全面进攻的准备。在我们看来，与其花太多精力的去预测危机何时会过去，还不如为应对危机做更多准备，不论危机持续的时间或长或短，我们都可以使自己保持健康发展。

唐杰才：我个人判断此次危机可能会在2010年中结束，今年应该是软件服务外包企业最困难的时期。企业在危机中的表现取决于它对自己的定位，提供高端服务的外包企业情况会好一些，做低端服务的中小企业会非常困难，一些依靠单一客户的小企业已经纷纷倒闭了。

危机之中整个中国软件服务外包产业也在进行整合、洗牌，危机之后强者会更强，这对产业的整体发展将更有利。中国软件外包产业还有巨大的成长空间，此次金融危机中，国内规模较大的十几家软件外包企业表现都相当不错，企业规模还在不断扩大。对于新宇来说，我们将坚定的立足于高端服务，争取与大型跨国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我相信新宇未来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Bob Liang：还是那句话：要看到危机，更要看到机遇。我对中国的软件产业一直充满信心，而明天会更好。

Peter Waite：我并不认为最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带着这种假设去改变企业战略是很冒险的。目前经济的复苏，并没有达到使我们信心高涨的程度，我们还是应该采取保守的态度应对危机。以现在的形势来看，我们起码要再过几个月，才可以对危机的最困难阶段是否过去，给出正确的判断。企业盈利下滑的情况确实有所好转，金融部门也趋于稳定。可是，房地产及个人债务周期问题仍然存在。把握好这些主要指标和中国制造业的情况将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指标的根本性好转将会引领全球经济真正复苏。

吉永良：我认为中国的软件服务外包企业，最困难的时期至今没有结束。从根本上解决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至少也需要花费5年的时间。

山崎贞彦：我个人判断可以认为现在是底部状态，从明年开始经济将逐步好转。目前半导体生产的复苏（日本），微型计算机的生产增加（日本），汽车销售的明显增长（中国），低耗油量汽车销路顺畅（日本），特别是作为经济景气预兆的股票与土地价格上升，这些都是经济逐渐回暖的标志。但今后经济回升的力度如何，以及能够持续的时间有多长？未来的经济形势仍然难以看得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