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对象：（按采访时间排序）

1.IDC中国服务与电信研究部高级研究经理杨挺

2.北京服务外包企业协会理事长曲玲年

3.上海市信息服务外包发展中心副主任管尚毅

4.易观商业解决方案电子商务咨询中心副总经理刘宏蛟

文/本刊记者

1、记者：为支持中国软件产业的发展，近年来国家和许多地方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产业支持政策，国务院出台的“四号文件”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支持政策。请您谈谈您对国家支持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感受。

杨挺：“四号文件”延续了原有“18号文”对已经认定的软件企业实行的一些鼓励性政策。新政策的出台在原有政策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更具有针对性的条款。比如针对已认定的软件企业从事系统集成、咨询、测试维护业务的可以免征营业税。政策的出台首先可以鼓励以前专注做服务的企业努力去做软件，其次软件企业也会去增加做服务业务的比重。

目前来看，国家对于软件服务外包整个产业的支持力从政策层面看是非常强的，可能落实到一些具体的地方还是要看当地领导对整个产业的重视程度，这也关系到一些具体的政策是否能落实下去的问题。综合来看，我认为国家要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信息技术等相关法案方面做更多的工作。意义不仅在于可以很好的保护软件企业的一些合法权益，更在于软件外包企业在国际上也会有比价好的信誉。我了解印度在1994年的时候就已经对原有的版权法进行了修改，修改之后的版权法被号称为世界上最为严格的版权法之一，这个法案基本能够和国际上接轨。对于我们而言也有知识产权的相关法案，可能在针对性方面、新的信息技术方面也要不断的进行修正。

曲玲年：感谢政策的出台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打下了良好、坚实的环境和政策基础。

在此我建议在扶持政策方面，应更加注重对那些支撑服务贸易发展有益的专有技术、专利权、著作权等方面的鼓励和资金支持；国家应更加关注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方面的立法，使信息技术服务和基于信息技术平台的其他远程交付服务的国际信息通道更加顺畅；在培育行业协会上希望借鉴广东的经验，让行业协会不再需要挂靠部门，并将行业协会的实际运行，交由业内有代表性的企业群体来执行。印度的行业协会NASSCOM，对其产业在国际市场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管尚毅：无论从中央层面，还是地方层面都对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制定了很多相关的政策，这些政策也确实推动了产业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的政策出台以后我们产业的发展还是那么的慢，那么的不理想？我认为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的成功与否不是在于有了什么样的优惠政策，而是在于政策的执行力。虽然政府推出的很多政策都把扶持产业作为大前题，但大前题下面又有很多小细则，小细则就产生很多限制条件，这些受限条件就把中国很活跃的中小企业限制在政策之外了。一个产业的发展和创新实际上来自于很多中小企业，而不是人们惯性认为来自一些个别的大型企业。

因此中国目前是不缺政策的，缺的是执行力。如何能将政策执行下去，如何真正的让活跃的中小企业受益这是关键。

刘宏蛟：我认为国家出台很多政策只是一个方向性的指引，到了各个地方之后就变成了跟随，地方政府对软件服务外包产业或者一些新兴的产业政策的扶持相对来讲都比较接近，没有太多的差异化。第二，从当前来看，企业促进了当地的就业，对当前产业发展有一定的带动作用，但是从资源的整合或者从整个产业的发展来看，这些政策还有有些欠缺的，跟整个产业氛围的发展和整个产业的带动挂钩都没有结合起来。

2、记者：作为低能耗、少污染且高就业的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正越来越受到广大地方的青睐，很多城市都加大了对这个产业的招商力度，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来自不同地方不同形式的推介招商活动不时地上演，与此同时有的地方还在大城市设立了代表处，招商人员不时地积极活动于各个知名企业之间。对于这些情况，您有些什么样的看法？

杨挺：中国有21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中国的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说到这里要涉及到一个差异化定位的问题，因为服务外包产业在国家当中不是一两个城市去开展相关的业务，城市多了就要形成差异化。我也曾遇到海外的一些相关机构的反馈，中国的城市到海外去做巡演，出去之后都说自己的城市是最好的交付城市。这些信息对于海外发包方来说往往比较迷惑，因为大家都说自己是最好的，不一定就能给发包方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更多的信息来源主要是看国家的品牌、城市的品牌。在这方面一些国际化程度开展比较好的城市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会相对高一些。例如北京、上海、大连这样的城市。说到差异化定位，以印度为例，印度的服务外包中心有很多个，像班佳罗尔、孟买、新德里。他们的定位是各有特色的，班佳罗尔主要是以IT软件外包为主，孟买主要发展BPO。所以我国的软件园区在招商的过程当中要结合各自所在区域的特点发展出自己的一些产业特色，从本区域特点上避免比较强烈的竞争。

曲玲年：软件和服务外包是智力密集型产业，会首先聚集在中心城市，而后会根据地方城市人文环境的提升，逐步向二三线城市扩散。但其绝不是类似制造业的广泛招商，沿用制造业靠简单的税务减免和财政补贴招商的效果并不好。关键是当地是否有服务需求，能否将政府和地方国企的服务需求释放出来？这种释放既可以推动今天的事业单位向企业转型，又可以增加当地的产业增加值，同时可以实现服务业招商的目标。

管尚毅：现在整个中国的招商力度都很大，但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招商，没有按照地域特色、地域的资源来进行招商、而是在抢商、挖商。是在做房地产，园区地产、商业地产、产业地产搞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地产产业，所以不是真正的发展软件和外包产业。园区建成以后有企业入驻，但是由于园区建的太多，太快，以至于产业成长的速度跟不上，最终演变成抢商和挖商，打政策优惠价格战，导至两败俱伤。政府付出了土地、建设、投资、税收返还等也没有把产业打造起来，很多地方是想通过地产，土地资源来驱动软件和外包产业的发展，以这种模式来发展服务产业在全球都不多见，这是中国特色。土地资源怎么可能带动一个区域经济的长期发展，如果能够带动也是暂时的。但最终把产业发展的综合成本包括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办公成本、商业和物流等成本推到了风口浪尖，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外商企业都在说中国的投资环境起变化了。

这种为招商而招商的模式是不可取的。

刘宏蛟：大家都想把大型的企业引进来，但是引进的方式都差不多，无非就是在土地，税收方面的优惠。作为低能耗的服务外包产业未来也会是很多区域开发的重点，大家都挤破脑袋去争这些大企业，对于企业来说他们的话语权就更高了，最后变成各地招商的成本也会增加。我认为从区域角度来讲在招商的过程当中要对自己所在区域资源有所认知，招商不要盲目跟从，要识别出你到底需要哪些关键的资源。对企业招商不是只招龙头企业这一条路可以走，龙头企业未必是越多越好，一到两家起到带动作用就可以了。区域招商我建议还是要把资源梳理好，可以扶植一些有潜力的成长型企业，这样成本更低，对当地也会起到很好的产业带动作用。从招商角度来看，梳理完你的关键资源之后，可以划分一个梯形结构，重点培育本地的一些中小型企业，引进成长型企业。

3、记者：作为专家您认为企业选择在某个地方投资发展最主要考虑的因素有哪些？如何规避投资发展中的风险？

杨挺：企业选择在一个地方落户取决于投资的方向。比如以商务为主机构的分公司看中的可能是市场环境、商业环境等等。如果企业要落户的是采购中心或者是生产基地，他们也许比较在意的就是物流、人员成本等因素。综合来看，企业投资首先要去考虑整个产业基础是否能够形成产业的集聚效应、市场环境是否成熟、文化氛围对于整个商业创新的接受程度。其次考虑的才是政策优惠支持、人才成本等因素。其实大家原有印象当中会认为政策支持、人力成本等因素是他们考虑落户的主要原因，但我在和一些企业高管聊的过程当中发现，他们其实只是把这些因素当做一个参考，并不是决定因素。往往看重的还是整个产业的集聚效应，市场环境是不是能够落地生根拓展自己的市场。像政府工作的支持、优惠政策审定这些都是企业落户以后才能切身感受到的。

曲玲年：首先要考虑，当地是否有相应的软件或信息服务以及业务流程外包需求；其次，是如何获取足够的，能满足要求的人力资源。人力是软件和服务外包的核心资源，是支撑我国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迅速成长的坚实基础；再有是当地基础设施和人文环境优势；第四是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政策优势。落地二三线城市，最大的风险是领导换届，一旦换届新领导可能会寻找新的产业热点，政府服务需求释放和扶植政策也会有所调整，在企业转移到该地立足未稳之时，突发领导调整，有时对企业会是灾难性的。

管尚毅：这要从几方面来谈：如果是从外商的角度看，他们到中国来投资首先考虑的是成本，其次是市场。作为中国的企业来说，则是更希望得到政府的支持，哪里的政策支持力度最大企业就会去哪里，特别是大的企业他们更看重的是土地，固定资产，因为他们要建各种豪华中心以便今后的投融资上市，把非主营业务变成主营业务，前提是土地等扶持政策能够落实下来。一些中小企业更多考虑的是税收和资金的支持。这正是在中国服务外包企业投资评估因素。

投资发展的风险如何规避？这要看风险是可抗的还是不可抗的，但是要完全规避肯定也是不可能的，毕竟投资总是有风险的。像全球的金融危机这个是可抗还是不可抗。在中国存在的一些风险是可以防范的，比如知识产权、市场拓展等。

刘宏蛟：企业选择投资发展关键是看适配度，这个区域和他的发展战略是否合适；第二考虑这个区域整体的产业氛围是否适合你企业的发展，包括是否能支持企业长期的规划。

4、记者：我们注意到，在产业招商过程有两大现象：一是城市之间的相互竞争，甲城市提出了一些优惠的政策，乙城市就会提出更有诱惑力的条件；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有的企业在一个地方享受完了优惠政策以后就会移师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享受优惠政策。您对这两种情况有什么看法？您对产业园区招商有什么建议？

杨挺：有一项统计是园区在引进企业2年以后，园区企业的保有率是低于50%的，企业在这过程当中迁走。这个现象要联系到我之前所说的对企业招商要有明确的市场定位，各区域对产业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定位，不能光靠优惠政策。光靠“吃”优惠政策的企业只能享受这一段时间的优惠，后续的市场规模跟不上也是很难保证长期发展的。企业不能够健康发展，政府也很难从中取得收益，无法形成双赢的局面。

政府最多的资源是土地资源，在招商的过程中关键还是要形成一定的市场氛围，要学会围绕核心企业形成产业链，形成相关产业的集聚效应这个是最关键的。让企业感受到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能够实现规模效应、实现成本的优化、能够更多的挖掘商机。这个可能要园区在招商方面借鉴这些方法去吸引企业。还有一点很多园区在招商方面做得不好取决于他的管理体制。在园区建设方面存在着几种管理模式，比如政府建地政府管、政府建地组建合作公司去管理、还有就是第三方建第三方管理。我认为在招商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借鉴一些外部的第三方专业机构，他们往往在招商方面有很多自己的定向资源。园区在选择合作方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园区的产业定位，寻找第三方的合作伙伴，利用他们的关系做招商这样效果可能会更好。

曲玲年：确有一些企业，比较关注扶植政策上的得失，被政策拉的在城市间游走，但这不是主流。比如，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政策并不十分优惠，但企业的聚集度仍然很高，其原因：当地一定有着大量的市场机会；良好的基础设施；及对白领阶层颇有诱惑力的生活环境。其实，优质的基础教育，都是吸引企业中高级员工的磁石。故此，只有那些技术含量低、成本压力大的企业，才会看重政策。我认为简单考虑政策而忽视企业转移成本的做法，对企业的长期发展十分不利。

管尚毅：这要分两部分来说，一是政策上面我们应该有一个统一性，不能差异性太大，差异性大了就是自己给自己制造竞争。当然也会给投资人营造一个投机的空间。我们需要的是投资而不是投机，所以如果在政策方面尽可能做到减少差异性，就不存在投机而是投资了。我们可以呼吁政府与政府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建立起一些互补性的合作。建立一个像印度的Nasscom这样统一的机构，制订统一的措施和政策。

第二个就是如何去招商，我之前提到通过土地资源驱动产业发展是不可行的。实际上我一直强调以人才驱动带动区域经济的综合发展，这个才是长期有效的。以印度为例，印度因为和我国同属一个亚洲地区，在文化和信仰方面比较接近。那么针对服务外包这个产业为什么印度发展的那么快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印度人才充沛。像印度的浦那，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城市。现在浦那的服务外包产业非常著名，前两年全球都在关注。他发展快的原因是由于政府的支撑和服务，再加上浦那的人才驱动。

中国现有的人才不具备和真正的专业化人才竞争的优势，因此招好商的前题条件是营造好人才环境，这是全球的成功经验。

刘宏蛟：首先各地的政策不要同质化，要结合自己实际情况出台一些适合产业发展的政策，不要单纯的一味招商，要体现出政策的差异化。第二要通过软件外包服务平台，起到内外结合的作用。虽然现在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平台，但是太多平台流于形式，这些平台应该真正发挥整合资源的实质性，要起到资源对接的作用。

5、记者：最后请您谈谈对促进中国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健康发展的建议？ 

杨挺：建议谈不上，说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吧。中国在面向欧美市场的时候存在着一些问题，中国虽然有一些软件行业协会，但是在行业组织方面还不太成熟。像印度的NASSCOM在美国市场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第一可以造“民族品牌”，第二直接给本国的大企业创造一些效益；

现在整个软件和服务外包行业一个大的发展趋势就是要和行业结合，中国存在很多服务外包企业缺乏拓展欧美市场的能力，除了要在加强拓展能力上做足功夫，最重要的一点是针对行业的一些市场技术加强解决方案的能力。对于发包商和投资机构来讲他们都在寻找具有行业解决能力交付能力的服务商。具备这种能力的企业才有潜力得到更多的接包机会；

另外在政策方面要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加强法律意识。有来自中国的企业在国际上很难去跟严格的法律和监管方面相匹配，甚至有个别企业的规范行为在国际市场上造成一些负面影响。这个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整个中国软件和服务外包企业的形象，直接导致离岸业务的发展。中国在知识产权法律等方面要和国际市场接轨；

其他方面包括人力资源成本的上升和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增加了服务商的成本，这些成本的增加很难从服务商自身角度去全面解决。是否能从政策角度压缩一下人力资源成本，在人才个税方面是否能有一些优惠；

随着政策不断的调整，在政策的延续性上会导致一些企业在享受政策优惠方面“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导致企业不会把政府的补贴看的特别重要，政府是否能很好的保证各项优惠政策及时落地。

曲玲年：首先明确产业定义、严肃规范产业统计，已是当务之急。否则当一些地方放“卫星”时，就会逼迫其它地方政府不得不效仿，并最终动摇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的基石；

其次中国软件和服务外包市场的格局，仍会不断地调整。故此，政府的产业政策也应随之而适时的进行调整，过度强调离岸业务占营业份额比例的政策门槛，会限制一些大型企业在国内市场上的良性发展。今后，软件和服务外包企业，已很难简单分为离岸企业或在岸企业了。市场需求会强迫企业做出调整，以适应其变化。政府推动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政策，自然应进行适应性调整，以配合产业高速发展的需求；

在我国由于各部门实行的是纵向管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条条管理。每一部门基于自身利益，都在尽最大努力拓展部门所辖空间。软件和服务外包这样几乎存在于所有行业的横向产业，就出现了问题。不同的部门都为其冠以不同的名称、给以不同的产业定义、建立相应的行业中介组织、制定各自的产业扶持政策等等。好像大家都在扶持和支持产业发展，其实产业已经被部门的权力分割的七零八落，也给这些正在成长的年轻服务企业，平添了许多的麻烦和烦恼。如何整合各部门的积极性，让我国的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政策，形成一套对于产业的整体解决方案，也已成为了当务之急；

认真研究印度NASSCOM的运作模式，将有助于确定我国行业组织的工作目标和市场策略，建立国家服务外包行业协会。

我们也必须正视产业发展现状与面临的问题，处理好瓶颈与节点上的阻滞。当然，市场会强迫企业做出调整，以适应其变化。产业政策，也应进行适应性调整，以配合产业发展，推动产业进步和提升企业竞争力。

管尚毅：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最大的瓶颈问题就是人才问题。我们现在出来的大学生不拥有足够的专业技能，拥有的只是一张文凭。而印度的大学生毕业同时就拥有一定的技能并很快能胜任到企业的高、中、低不同岗位中去。印度是按照市场需求、企业需求和未来发展的需求来培养人才。而我们是按照教育部的大纲来培养人才，而大纲又不能与市场的需求、企业的需求和发展的需求来对接，大纲和市场需求之间的差距是明显的。

从而造成我们虽然有那么多的大学和硕博生，就是出不来比尔盖茨和乔布斯。因为他们都不是由大纲培养出来的，学校给他们的是知识点，他们的成功拥有的是知识面。知识面要从前辈的经验当中传递过来，是一代一代人的传递。在现代服务业当中我们太缺少这样的前辈了。包括我们很多大学的老师，他们自身也没有掌握足够的专业能力，让他怎么传递呢，所以传递的只能是知识点，知识点在产业当中不是不重要。但企业更需要的是能把项目完成的人，所以如果人才问题能解决，中国服务产业就能高速的发展；如果人才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我们继续做非核心业务中的非核心业务，就不能有突破和发展，更谈不上创新。

我建议我们还是要加快与国际专业的人才培训机构（如：印度的GTT）的合作和交流，我也希望政府能够进一步的在人才的政策执行面上放宽，我们不仅需要引进专业人才，我们更需要的是培养专业人才，培养出自己的一支队伍。在现有的人才培养环境当中，我们还没有到能培养比尔盖茨和乔布斯的时代，但我们能培养像钱学森那样的人，那么我们就培养我们的钱学森，就让我们做能做的事吧。

其次，就是市场，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和市场。现在我们很多的企业接不到单子，企业都在说我们走出去很难，语言的障碍，文化的障碍。但我觉得这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还是在于我们企业自身的能力的提高和商务模型的创新。现在很多本土企业无法与国外企业合作，最大的原因就是市场对接能力的不足，无法对接。

所以我建议企业，在产业的发展当中我们要不断地去创新商务模式，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如果商务模式不能按照国际化、标准化、市场化的方向去创新的话，那么企业就不可能成功。

这两个方面就是我们中国服务外包产业要健康、快速、高效地发展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

刘宏蛟：伴随互联网化、电子商务、移动互联网这些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应和这些产业相结合寻求更多的机会；另外就是我刚提到过的通过平台作用达到资源的聚合，使一些中小型企业不会因为规模达不到而接不到单；第三政策的有效性应该和产业整体的发展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