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第十一中学的“智慧课堂行为管理系统”已经运行了将近三周。

“智慧课堂行为管理系统”，作为该校建设“五星工程”（智慧校园、智慧食堂、智慧课堂、智慧管理、智慧物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来说是这样的：

看得见的系统前端包括两组安装在黑板正上方的摄像头，摄像头用圆形外罩包裹起来，据说是用来避免摄像头的活动造成学生分心。这些摄像头和其他显示设备被连接在同一个网络之中。

看不见的后端通过摄像头捕捉到的面部表情和动作，实时分析学生的听课状态。目前，系统识别的课堂行为分为阅读、书写、听讲、起立、举手和趴桌子 6 种，课堂表情分为害怕、高兴、反感、难过、惊讶、愤怒和中性7种。

这些动作与表情被转化为 A、B、C 三种代码，最终相加为一个分值。比如，“趴桌子”会被评为 C。如果低分值代码大量出现，学生的姓名会显示在教室内的电脑、黑板旁的小显示器上。系统还会统计出整个班级的听课状态，以“正常脸”、“苦瓜脸”的形式显示在走廊外的电视机上。

目前，杭州第十一中学（以下简称“杭十一中”）高一3班和4班作为试点班级安装了这套系统。在该校5月15日举办的“未来智慧校园的探索与实践”活动上，系统作为该校采用的标志性技术被重点宣传。

这些内容都已经被媒体广泛报道过，包括杭州电视台、杭州日报、浙江日报、钱江晚报、澎湃新闻、新京报在内的多家媒体以“慧眼”、“黑科技”入题，综合报道了杭十一中的其他“智慧校园”举措。很多文章被杭十一中罗列在官网首页的“媒体追踪”版块。

既不像一些媒体报道的那样兴奋，也不像另一些媒体报道的那样忧虑——试点班级的部分学生看起来没什么感觉。

一位试点班级学生提到，由于装上以后，很多成绩不错的学生被系统识别为 C 状态，学生们也都觉得“这个没什么”。“很不准，所以设备还在调试，反正一直在调试”；“我们平时也不太会看这个东西”； 任课教师“有时候下课会看一眼，但从来没有因为这个点名批评过同学”。

在一些试点班级学生看来，这和其他很多学校的教室监控系统差别不大。

另一位学生表示，自己不担心下午打瞌睡被设备查到。“那套设备时开时不开的，不开的时候就可以打瞌睡。”

没有人主动提及隐私问题，或是系统的其他潜在影响。

一些批评者使用了“天眼”、“电幕”等字眼，将“智慧课堂行为管理系统”与《1984》等反乌托邦小说描绘的监控系统类比。搜狐旗下媒体《后窗》在《被教室天眼扫描的中学生》一文中指出，对于这些声音，杭十一中校办负责人表示，媒体的“误读”“已经严重打扰了学校的日常教学”。

《新京报》在报道中提及，副校长张冠超试图打消外界关于“侵犯隐私”的担忧。他解释称，系统并不针对个体，而是分析整个班级的行为管理。系统反馈的是经过分析的数据，而不是原始的视频画面。收集来的信息存储在本地服务器而非云端，可以防止外泄。

ID 为“舒适”的知乎用户在关于“杭十一中”新闻的讨论里补充了一些相关信息：他在长沙河西也看到过类似系统的推广。作为湖南株洲的一名学校工作人员，他原本计划采购一些设备做自动录像教室。这家“市场占有率最高”的企业的技术员推荐他采购带有视频分析功能的升级版本，这个版本比普通版本贵 10%。

“舒适”对《好奇心日报》表示：“我们没有看到实物，本地没有。当时光看ppt就和新闻的一样。价格和选购硬件数量有关，比如几个摄像头。大概 30 万左右一间（教室）。”他还被告知，可以借助设备进行教学研究，申报课题，“在我看来是评职称用的加分项目。和论文评比，刊物发表一样。”

为杭十一中“智慧课堂行为管理系统”提供技术支持的企业是海康威视。这家主打安防产品的公司成立于2001年，2017年市值达到3600亿，超过索尼公司。2016 年数据显示，在闭路电视（CCTV）和视频监控领域，海康威视的全球市场份额达到 21.4%，位列全球第一。海康威视也是时下流行的行人过马路人脸识别系统的技术提供方。

2016年，海康威视对外发布了 “AI Cloud” 架构。这是一个融合数据的感知、采集、存储、分析的解决方案。根据公司2017年报，该架构下，“海康威视智慧教育为学校、教育局、教育集团等用户提供了面向场景业务的全系列智能应用”，相关系统可以实现“课堂行为表现的识别和分析、到课率统计以及日常巡课等教学教务管理”。

海康威视并未透露整套系统的价格。

《好奇心日报》未能直接联系到海康威视的教育产品部门。

“智慧课堂”并不是杭十一中的第一个“智慧校园”产品。展示“智慧课堂行为管理系统”的当日，杭十一中也发布了一份“中学生营养报告”。报告依据的该校去年推出的“智慧食堂3.0版”采集的数据。借助“智慧食堂”项目，学生可以刷脸取餐，家长可以登陆后台查看子女的一周食谱。中新网报道称，该项目“是在 ‘互联网+’背景下，由浙江省教育后勤管理协会中小学分会与杭州农副产品物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旨在全面推动中小学膳食管理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的新一代服务平台。”

“智慧食堂3.0版”的新闻在《杭州日报》的微信公众号上达到了10万+ 的阅读量，被作为大数据应用于教育领域的创新案例。当时，杭十一中校长倪子元就对媒体表示：“刷脸吃饭是学校智慧校园建设的一部分，科技不仅解决学生的行为管理，未来它将是学校实现精准化教学的’前奏’。”

中新网还解读了学校提出的“刷脸打卡”设想，称该举措可以智能化解决浙江省新高考制度下“走班制”带来的出勤率统计问题。

2018年，杭十一中已经在借书、门禁等日常管理中实现了无卡化。

5 月15日，杭州网在报道中写道：“经过一年多的探索与实践，杭十一中率先把先进的科技融入教育教学和管理，初步实现了学校从生活管理人性化到教育教学管理现代化的质的飞跃。”

“智慧教育其实并不是一个很新的概念。”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何珊云说。她的观察是，人工智能加入“智慧教室”的概念，主要得益于这两年AlphaGo等产品带动的人工智能热。

从技术的角度说，要想真正提升数据的说服力，必须首先证明数据、分值与实际学习效果之间的关联性。截至目前，校方与技术提供方还没有对一些关键问题作出公开解释：为什么选取的是这6种动作和这7种表情？赋予他们不同分值的依据是什么？一套标准化的评分系统能否适应个体的行为差异？

“表情与学习效果之间的联系在实证研究和实际应用中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阐释。”何珊云说。她以一个沉默的学生为例：这个学生没有发言，没有任何表情，但他可能有截然不同的心理或者说认知活动。现有的研究证据还无法支持对这类表情的准确解读。

何珊云的另一个质疑是，现有技术能否解决表情的“文化情境”问题。“有些民族的表情会非常丰富，他们乐于去表现，而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在表情上可能是比较收敛的。”这意味着，理解个体表情的前提在于理解个体的历史。在这方面，机器显然无法代替人的沟通与判断能力。

“对于新的技术工具的使用，我觉得应该提倡、鼓励；但当技术与评价结合，成为一种高危害、高风险的工具，还是要谨慎使用。”何珊云表示。

杭十一中校方似乎也意识到了系统的不足。根据《新京报》报道，目前运行的系统并没有把表情算进去，被评为负分的行为只有趴桌子。问题是，一个趴桌子的学生，真的需要机器提醒才能引起教师的注意吗？

副校长张冠超向澎湃新闻表示，系统试运行以来已经取得了正向效果。“学生起初从不理解、感觉被监督，到如今慢慢接受，自觉改变课堂上的行为习惯。老师也会对课堂上学生的表情、行为进行分析，去考虑改变教学习惯，让学生能更快乐地上课。”

张冠超承认，设备仍在调试中，预计将于今年暑假向所有教室推广。他没有解释的是，系统将在哪些环节、参数上进行调试。

与官方宣称的“自觉改变行为习惯”不同，一种相对谨慎的态度是对“角色扮演”的可能性保持警惕。这种担忧的核心在于：个体是否会为了适应特定技术与制度，改变自然的行为模式？

在何珊云看来，对“角色扮演”的担忧会不会变为现实，取决于如何设定系统运行的目的，以及如何调节系统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如果系统的目的是监控，学生就更可能作出相应的表演；如果系统只用于为后续的学习分析提供证据，而不涉及任何奖励与惩戒措施，学生与系统的关系可能会更自然。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胡凌也认同，“学校需要说服家长和学生，这种技术的使用和绩效有没有直接关系。”

这是校方接受媒体采访时竭力回应的一点。张冠超强调，系统运算出的结果仅供任课教师的参考，“不会计入日常考评”。海康威视教育行业总监于运涛也表示，行为数据的分析仅仅用于辅助教师的决策。

无法否认的是，摄像头下的学生始终知道，自己的行为会转化为分数呈现给教师；教师也知道，所在班级的总体得分会转化为表情呈现在走廊上的电视和校领导的的办公桌上。而在公开资料中，查不到校方与师生提前沟通的任何消息。

学校公共区域的显示器可以显示全校课堂表情统计数据。

胡凌建议从“权力”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他指出，以摄像头为代表的监控系统造成了“权力的不对称状态”：“权力在评估我们，我们却没有办法去改变它。”在他看来，监控是一种建立纪律的普遍手段，在教室里监控学生、在写字楼里监控员工和在监狱里监控犯人，本质上都是同一个层次。

这是一个福柯式的解读。胡凌提醒我们，现在的技术手段越来越能实现这些监控场景的一致性。

关于“监狱”的想象引出了一个更为根本的追问：技术多大程度上改变或是响应了受教育者与教育者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现实的相处模式，还包括想象的关系？

作为法学教员，胡凌认为“智慧课堂行为管理系统”在法律上并没有大问题。“最根本的问题还是，我们期待教育变成什么样？如果以考试效率为导向，自然就会把课堂上的所有行为切成碎片、分层、打分，通过一个算法评估你是一个爱学习的孩子还是不爱学习的孩子。”

何珊云强调了课堂的内在特点。“课堂研究学者 Cazden 曾说，课堂是人类环境当中最拥挤的一种。你不要小看这十几平方米的空间、几十个学生和一个老师，但这中间发生非常多的事情。它可以是一个简单的物理空间，也可以是一个情感空间，也同样可以是一个社会关系空间——每个学生进入课堂当中，其实都是带着自己原生家庭的一些价值观，自己原有的知识结构，等等……实际上，（课堂的）背后是各种家庭、各种民族文化、各种所谓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在投射。这个空间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舒适”所在的那家湖南学校最终放弃了设备采购计划，因为“领导觉得花费多了”。但技术员告诉他，全国已经有十多间教室安装了这一系统，“推广还是顺利的。”

推广此类系统的还有教育部门。

5月15日活动的承办方之一是杭州市教育局主管的杭州市教育技术中心。杭州教育网“机构设置”页面显示，该机构的主要职能是“负责全市教育系统信息化和信息技术教育工作；负责全市中小学电化教育和教育技术装备工作，并提供相关培训服务；负责全市教育设备政府采购项目的相关管理工作。”

据浙江省教育技术中心官网，半个月来，嵊州市、绍兴市、桐乡市密集开展了以“智慧教育”、“智慧课堂”为主题的研讨活动。

江苏省则将“智慧教室”写进了官方文件。5月15日，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江苏省财政厅联合印发了《江苏省中小学智慧校园建设指导意见（试行）》。在阐述“智慧教室”的内涵时，文件要求，“教室配置多媒体交互设备，建设支持网络教学研究的录播教室，支持教学行为数据采集和分析的智慧教室和学习体验中心。”《意见》附带的《江苏省中小学智慧校园建设指标体系》共分21个大类、73个小项，其中“智慧教室”类占6分，“建有智慧教室，能全过程采集教学与学习行为数据，促进个性化学习，支持混合学习”一项占2分。

“不法分子”早已看到了商机。2017年6月，教育部网站发布了一条声明，指有人假冒教育部新闻办名义开展智慧教室建设项目，并称：教育部新闻办及教育部新闻宣传中心从未开展此类建设项目。

截至2017年，中国的摄像头数量达到1.76亿。这些覆盖学校、公司、公园、街道、火车站、旅游景点等种种场景的摄像头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安全系统，也催生了一个庞大的安防市场。但并不是所有“安防”产品都与安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