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6年底，全国100%的副省级以上城市、87%的地级以上城市，总计约500多个城市提出或在建智慧城市（占世界智慧城市创建总数的一半以上）。我国智慧城市市场规模估计在2.3-4.1万亿元左右，在“十三五”集中释放。历经五年的努力，中国从学习了解国外做法到一跃成为世界创建智慧城市的大国、世界智慧城市创新的主试验场和世界规模最大的智慧城市产能市场，得到美国、新加坡、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高度关注。

“十三五”时期，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如何真抓实干，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我们专门约访了智慧城市领域的行业专家——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数字城市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徐振强博士。

新华网：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取得了哪些成绩？

徐振强：我国已将智慧城市列为新型城镇化城市发展的三大目标之一，目标提出到2020年，建成一批特色鲜明的智慧城市，是我国政府在城市领域实施的重大创新。

湖北武汉快速将理念与规划相结合，编制智慧城市总体规划，引发了全国对智慧城市规划咨询创新的思考。此后，简政放权等与智慧城市开始相结合，北京海淀、宁夏银川和天津滨海新区等实施了智慧政务建设。

通过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探索，特别是行业围绕数据开放共享的沉淀，地方省市探索成立大数据的专门行业管理机构，如广州和沈阳等。与大数据管理的行政性创新相对应，大数据市场化交易创新同期也在国内得到有效落地。

当前，北京市朝阳区的移动电子政务（全区各单位开发政务应用纳入政务应用商店，并安装APP，建设“智慧朝阳”）、房山区长阳镇推行“微服务中心”，打造智慧养老；重庆两江智慧总部基地，通过智慧应用集群（公众服务、产业云服务、智慧交通、智慧能源管理、智慧城管、智慧景观、智慧环保和智慧城市安全），打造智慧新城；重庆永川率先用PPP模式创新支撑试点建设；贵阳将大数据云服务和智能终端等智慧产业作为城市核心战略之一，着力打造中国“数谷”；浙江嘉兴乌镇规划建设“互联网智慧小镇”。这些智慧应用和智慧战略正快速改变市民的生活与工作，为城市巨系统的结构完善和功能升级提供基础。

新华网：我国智慧城市发展目前面临的关键性问题是什么，该如何破解？

徐振强：首先，理论研究不足是制约智慧城市实践的关键。智慧城市，因2012年国家试点而启动，但作为新兴前沿交叉领域，尚未形成学科方向，缺乏多学科集成创新支撑。基于管理学理论构建中国特色智慧城市学科方向，事关智慧城市事业的可持续性。

其次，将产能驱动通过在园区尺度空间生态自组织，并提升为产城融合，是催生智慧城市新动能的关键路径。必须从产能驱动到产城协同，通过产城融合来构建新型经济引擎，形成智慧经济。扭转产能驱动的粗放思维，精准针对城市问题和服务城市决策治理，逐步实现用编制城市总体规划、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科学、严谨程度，来提升智慧城市顶层设计和规划实施的质量与权重。智慧城市，本质上是城市开发和运营模式的协同创新，是实现城市关键的主体、要素和指标，以此来维持自我纠错、不断自主完善的持续性状态，包涵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运营等全流程的政策、方法、方案和实施。空间生态的自组织是实现智慧城市的理想静态架构。协同经济是构建智慧城市动态运行的要素作用形式。

新华网：数字经济与智慧经济，是怎样的关系？智慧城市的经济效应如何发挥？

徐振强：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信息通信技术是推动信息化社会、智慧城市和数据经济的关键性动力。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和分享经济的蓬勃发展，有利于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埃森哲指出2020年数字经济将贡献中国3.5万亿元GDP。世界也正在进入“大数据经济”。世界银行测算，人口百万以上的城市建设“智慧城市”，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实施智慧管理，城市发展红利将增加2.5到3倍。

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预测，到2030年，美国、欧洲、日本，在智能电网领域的累计投资规模在100万亿日元左右(约6万亿元人民币)。美国思略特公司(原博斯公司)预测,到2030年，全世界在智慧城市基础设施领域建设投资额将累计超过41万亿美元(约合254万亿元人民币)。Markets and Markets预测，全球智慧城市市场规模将由2014年6545.7亿美元增长到2019年的126665.8亿美元，复合增长率约为14.1%，最高的创收市场在亚太地区、中东和非洲。

当前的数字经济尚处于初级阶段，具有粗放性，智慧城市建设应催生出智慧经济，成为数字经济的优质形态。即信息基础设施、公共基础设施和城市基础设施“三基”融合改造和建设，构建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体系，有效整合资源和公共品，降低城市运营成本。打造智慧城市创新平台群，扶持智慧经济与“三次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的高度融合，快速将“互联网+”、物联网和大数据等与现代服务业的有机衔接和跨界创新。

新华网：结合经济新常态，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应注重在哪些方面进行突破和自我革新？

徐振强：结合美国、欧盟和西班牙等国家地区智慧城市权威机构的测评，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水平尚未进入先进行列。智慧城市是兼顾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体，是服务目标与解决问题的协同体。总体上，我国开展智慧城市建设，还存在重视硬件投入，缺少市民沟通参与；建设模式相对单一，对经济成本和后期商业模式思考探索不足；将关联性不大的建设项目归为智慧城市，增加社会对智慧城市建设的质疑；工程建设和实际问题的针对性和迫切性关联得不够紧密，投资经济性思维不足；对于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增强城镇功能和培育智慧产业的智慧顶层设计和实施部署力度不够；与生态城市、人文城市等以人为本的历史传承和生态文明衔接互动不足；坚持信息安全、部门间信息孤岛局面改善水平不够，社会资本参与建设和运营的渠道、机制和水平有待提高；智慧城市行业协同创新的体系建设处于初级阶段，尚未形成具有引领性的智库体系，并且在公共角度思考、规划和提供智慧城市知识创新的能力较为薄弱。

综上考虑，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应注重如下方面的突破和自我革新。

一、坚持数据开放、注重信息安全和强化对社会数据的感知、集成与应用。目前，全球已有10多个国家拥有开放政府数据的门户网站。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挪威、英国、美国和新西兰等国家都设有开放政府数据部门。经验表明，开放和安防是有机互动的。因此，要通过发展智慧经济，促进地方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落地。标准化建设智慧城市产业园，多元化设计园区智慧产业和生态圈建设。通过有效的政策措施引导激励跨界创新，催生新的现代服务业、创新传统产业服务链。

二、基于智慧应用，促进城市脆弱性机理认知与韧性建设。我国在“五化”协同推进中，特别是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以生态为突出表现的城市体系的常见脆弱性快速显现，有的脆弱性也通过大数据、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和交叉技术等陆续被揭示。城市巨系统的脆弱性链条、斑块和覆盖面都处于相对模糊的状态，局部和系统性风险、空间功能和结构性不足、跨界脆弱性叠加耦合不确定性等，正在通过城市内涝、交通拥堵、灰霾和高房价等典型现象表现出来。当然，发达国家同样面临严峻的脆弱性问题，根据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对美国361个城市的评测，美国40.2%的城市弹性处于差或极差的状态，其中较为知名的城市包括迈阿密、洛杉矶、亚历山大和奥兰多。

三、骨干企业在智慧城市事业中应强化担当。我国智慧城市产业涉及的企业主体，2016年产值占GDP约5.6%，同期房地产业比例为6%）。根据财富中国2016的统计，世界财富500强中美国占128个（总营业收入8.692万亿美元），总数和总收入均继续位列世界第一，其中从事智慧城市的骨干企业约14家（IBM、Intel、亚马逊等）基本都属于其中，2016年营业收入占美国世界财富500强12.1%（1.048万亿美元），硅谷、波士顿和芝加哥等城市/地区从事智慧城市的中小微企业总数数以千计。我国世界财富500强中涉及智慧城市业务的主要为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华为等（合计3096万亿美元，约为美国智慧城市骨干企业收入的1/3,而利润仅为美国的1/9）。美国智慧城市代表性企业在物联网、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集中布局技术研发和输出服务，并且将研究创新逐步扩展到智慧应用，如智慧能源、智慧医疗、智慧政务、电子商务和智能家居等。

四、智慧城市行业协同机制是实现信息技术、规划建设、行政管理、用户消费和融资运行等多元化集成创新的关键，促进协同经济的实现。国外智慧城市协同体系的雏形最早是1980年代在美国成立的智慧城市网络（Smart City Networks）。美国和日本于2010年前后，在政府和企业界全面掀起智慧城市联盟的布局，并带动了美洲和亚洲其他国家建立智慧城市联盟。欧洲主要国家（德国、法国、丹麦、西班牙、英国等）也于同期（2012年起）成立智慧城市联盟（网络）。自2011年开始，我国就陆续出现于智慧城市相关的联盟，截至2016年12月，全国各类联盟数量总数超过40个，以全国性和区域性（广东、广西、四川、陕西等）的联盟为主，城市（区）层级的联盟有北京市海淀区、大连市、合肥市等，四川和上海有联盟直接聚焦社区层面。联盟建设模式与国外类似，有公共合营、公私合营和私营合营等，支持单位包括工信部、住建部、发改委、教育部和行业协会等，超过一半的联盟为市场自发运作，无直接的支持单位。在联盟形式方面，有城市联盟和协同创新中心等。其中协同创新中心，具有向综合实体培育的特征。相较而言，国外联盟从合作主体、商业模式、产业化协同水平等方面具有领先优势。未来，开展中外联盟机制对健全和完善我国智慧城市联盟体系，具有借鉴价值。